周望军

（2010年5月）

俗话说：“猪粮安天下”，囤里有粮，圈里有猪，心中不慌。《明朝那些事儿》在开篇中说了一句名言：“几千年来，中华大地像一只空荡荡的饥饿的胃”。凡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人，对饥饿的感觉是有切肤之痛的。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对中国保证食物供应问题提出疑问，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丰衣足食，但保证13亿多人口的食物供应和安全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着力和关注的头等大事，我们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今天，我们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财富不断向城市集中，农业农村人口不断下降；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日益凸显。2007年5月份肇始的那一轮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缓解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维护生猪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保障我国食物供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选择猪肉作为主要肉类消费品的原因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从营养学的角度讲，牛羊肉的品质高于猪肉。并不是中国人不知道牛羊肉品质高于猪肉这个道理，也不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猪肉而不喜欢吃牛羊肉，中国大多数人之所以主要依靠猪肉来补充人体所需的动物蛋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原因。自中国进入农耕社会以来，由于地形地貌所限，与欧美相比，中国缺乏大量放养牛羊的牧场，而生猪更适宜于圈养。其二，现实原因。因为相对于牛羊而言，生猪的生产成本低，在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养殖生猪解决肉食问题是一个最现实的选择。由于历史原因，养成了食物的偏好和习惯，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只吃猪肉而不吃牛羊肉；当然也有一些人只吃牛羊肉而不吃猪肉（包括宗教方面的原因）。所以，猪肉构成中国大多数居民主要肉类食物的来源，乃是一种现实的迫不得已的选择[1]。中国从1996年以来的肉类和猪肉统计资料显示，1996-2008年平均，猪肉消费占全部肉类消费的比重为66.11%（详见附表一）。这一统计数据可以诠释猪肉对于中国食品结构的特殊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观察，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总产量65%以上。人均猪肉消费量排在第9位，与排在第1位的澳大利亚相比，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只相当于澳大利亚的50%（详见附表二、三）。1996—2008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下降0.0445个百分点。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08‰，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中国人口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零增长。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按世界主要猪肉消费国家人均消费水平，再考虑人口增加因素测算，未来中国猪肉需求总量仍有约50%的增长空间。

生猪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

2007年5月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后，政府开始干预生猪市场。如果把这种干预作为一种常态看待，我们分析生猪市场应从2008年开始。因为从此政府的干预打破了生猪市场周期性波动的自然状况。从1996—2008年，中国生猪产量年均增长2.1%。2008年的总需求总供给刚好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况。假定2008年进入生猪生产正常年份（包括生猪养殖收益、城镇居民购买猪肉的价格，生猪总出栏量、存栏量均处于正常水平）。2008年我国总人口13.28亿，猪肉产量4620.5万吨，人均年消费猪肉34.8公斤，大概念是中国人均每天二两肉[2]。那么，我们即可以假定中国2008年以后每年猪肉总需求为X_t+1=X_t×N%（系数）[3]。供给多于这一数量，表现为生猪价格下跌；少于这一数量，通过价格上涨抑制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如果以4620万吨猪肉作为2008年总有效需求，按13.2头[4]猪折合1吨肉计算，那么当年需出栏的生猪量约6.1亿头。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数据推导，每头能繁母猪每年能提供15头左右上市育肥猪（一般情况下，母猪每年可生育2.2窝仔猪，仔猪哺乳期死亡率平均为20%左右，育肥期死亡率平均为10-15%），那么，实际需要能繁母猪约为4100万头。相应地正常的生猪存栏数应为4.2亿头左右。如果全部采用人工授精，一头公猪精液可满足700头母猪之需；如自然受精，一头公种猪可满足70头左右的母猪。按现行散养户占42%，规模户[5]占58%匡算，每年需要公种猪26万头左右。

综上所述，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角度分析，结论是：（1）2008年需要猪肉约4620万吨，（日均13万吨，165万头猪）；（2）需要能繁母猪约4100万头，种公猪约26万头；（3）生猪常年存栏应控制在4.2亿头左右。2008年以后年份，可按经验公式X_t+1=X_t×N%等比例推算。（2）、（3）如果偏离这一标准值，将引发生猪市场和价格的波动，偏离越多，价格波动幅度越大。

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原因分析

我国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具有现代微观经济学所描述的“蛛网模型”的典型特征。该模型显示，造成产量和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者总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下一期的产量，即生产者往往将上一期的价格视为对下一期出售产品时的预期价格。而实际上，在每一期，生产者只能按照本期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由预期价格（即上一期价格）所决定的产量。这种实际价格和预期价格的偏差，造成了产量和价格的波动。

生猪生产每3-4年波动一次的根本原因是由生猪生育繁殖和生长的特点决定的。（1）繁育周期：假定第一年生猪价格偏高，养殖户获利大幅度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养殖业（因为养殖业进入门槛低，社会资金更容易进入，比如2007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后，高盛等投资银行也开始进入中国的生猪养殖业），扩大养殖规模。扩大养殖规模的第一步是增加能繁母猪的数量。新生的仔猪留作后备母猪，约需8个月（240天）可进入繁殖期；孕期为112天，哺乳期一般为28天；从仔猪断奶到育肥出栏一般需要5个月[6]（平均头重约200斤）150天。从留后备母猪到第一批育肥猪出栏上市总共约需530天（18个月），即一年半后新一轮育肥猪大量上市。由于供过于求，这时生猪价格将降至最低点，如2006年3月份，全国生猪平均出场价格每市斤仅3.24元。由于猪价过低，养殖户开始不留后备母猪，并大量淘汰能繁母猪。同理，在18个月后，2007年9月又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到这一轮波动的最高点。全国生猪出场价格平均达到每市斤9元[7]，波动幅度达到278%。从历史数据分析，生猪生产每3-4年一个周期，正是由生猪繁育周期决定的。（2）生长周期：在不考虑新增后备母猪的情况下，生猪正常的生长周期是：孕期112天。仔猪的哺乳期一般为28天，但大多数情况下哺乳期在28-40天之间，这决定于仔猪的价格。价格越高，仔猪出售越快；价格越低，仔猪留养时间越长。仔猪正常哺乳期约35天左右。进入育肥期到出栏一般是5个月，为150天。所以，从母猪受孕到育肥猪上市，生猪的生长周期为325天。所以，民间有“年猪月菜”的说法。现在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生猪的繁育周期与生长周期，又知道了“蛛网理论”的概念。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回答了生猪市场为什么3-4年波动一次的现实问题。

生猪的饲养成本和生产面临的风险

规模化饲养生猪，其成本核算与工业品生产成本核算大致相同。其物质成本和服务费用可以划分为（一）直接费用：1.仔猪进价；2.精饲料费；3.青饲料费；4.饲料加工费；5.水费；6.燃料动力费（电、煤及其他燃料）；7.医疗防疫费；8.技术服务费；9.死亡损失；10.工具材料费；11.修理维护费；12.其他直接费用。（二）间接费用：1.固定资产折旧；2.保险费；3.财务费；4.管理费；5.销售费；6.税金（2003年以后实行免税）。散养户虽然很难把成本分得这么细致，但发生的成本与规模养殖户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项目多一些，而另一些项目少一些。

为了便于分析生猪饲养成本的变化情况，我们把上述18个成本子项归集为三大类：（1）物质成本与服务费用；（2）人工成本；（3）土地成本。为了准确分析生猪饲养成本的变动趋势，我们选择2001～2009年全国生猪成本收益调查数据为分析样本（相当于生猪生产市场波动的三个周期，详见附表四）。仍以2008年为例，当年全国每头生猪总成本为1290.18元（规模户1263.88元，散养户1316.17元），其中：物质成本与服务费用1160.45元，占总成本的89.9%（规模户1192.13元，占94.3%；散养户1128.68元，占85.8%）；人工成本128.59元，占9.97%（规模户69.83元，占5.53%；散养户187.13元，占14.2%）。每头生猪平均土地成本为1.14元，所占比例很小。2008年，全国生猪出栏平均头重为110.5公斤，平均每头消耗粮食200.1公斤，折合两斤粮食换一斤猪肉。2008年每头生猪净利润达到269.39元，成本利润率达到20.88%。

从《2001-2009年全国生猪成本收益情况（附表四）》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普遍结论：1.成本和价格同幅度上涨。特别是2007年以来成本和价格均有大幅度上涨的趋势。2008年生猪成本和价格均达到第三个周期的最高值，当年每市斤毛猪成本达到5.77元，比最低的2002年2.73元上涨了111.3%；同时毛猪价格也达到6.98元，比2002年的2.94元上涨了137.4%。2001～2008年每头生猪：（1）人工成本从每头87.36元上涨到128.59元，年均上涨5.7%。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88%。人工成本上涨幅度低于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说明养殖人工成本被低估。（2）物质成本和服务费用由515.94元上涨到1160.45元，年均上涨12.3%。同期，构成生猪饲料主要成分玉米收购价也从100市斤46.43元上涨到74.05元，年均上涨6.9%。由于人工成本被低估，所以，可以推断玉米价格（饲料价格）上涨是导致生猪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2.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成本利润率呈现两年低、两年高、再两年低出现的交替状况。如2001年、2002年成本利润率分别只有6.87%和7.45%；2003年、2004年则上升到13.29%和19.68%；2005年、2006年又下降到5.23%、12.34%；2007年、2008年大幅上升到38.32%和20.88%；2009年再度下跌至10.12%（见图3），这就再一次验证了生猪生产每3-4年一个周期的市场波动状态。

对于生猪养殖户而言，其生产面临双重风险。一是疫病风险；二是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2007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爆发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导致产量锐减，价格上涨。全国猪肉产量由2006年的4650.45万吨，下降至2007年的4287.82万吨，下降7.8%；价格则上涨了178%。阿弗里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已经证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或下跌与需求量之间并没有线性关系或函数关系，特别是总需求量不足时，市场恐慌可能导致价格的暴涨，出现“买涨不买落”的非理性行为。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生猪疫病主要有8种，分别是：1.猪瘟；2.高致病性蓝耳病；3.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病（又称经典猪蓝耳病）；4.猪囊虫病；5.炭疽；6.猪丹毒；7.猪肺疫；8.布鲁氏菌病。其中，1-3项由于极具传染性，由国家统一无偿提供免费疫苗并强制防疫；4-8项由养殖户自行防疫。我们在养殖场调研时，有些养殖户在墙上写着“养殖事业，防疫第一”、“防疫重于泰山”之类的标语。疫病，特别是传染性疫病，是养殖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旦感染，血本无归。市场风险，前面已经论及，每3-4年一次周期性波动，价格大起大落。对于散养户而言，“船小好掉头”，只要注意政府发布的信息，可以规避市场风险。而大规模养殖户由于前期投入大，固定成本高，很难完全规避市场风险，只有通过调控养殖数量来缓解市场风险。

政府出台的生猪生产扶持措施

2007年以来，为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发展，防范生猪市场异常波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有人把它归纳为“十全大补丸”。主要是：

1.能繁母猪补贴。每头能繁母猪从2008年起每年补贴100元。这项政策招致了一些非议，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应补贴消费者（如城市低收入群体），而不应补贴生产者，而且可操作性不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生猪生产过剩的年份可以取消补贴，在生猪短缺的年份可以给予补贴。

2.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总保费每头60元，财政负担48元，养殖户负担12元。如发生疫病导致母猪死亡，由保险公司按每头1000元的标准赔偿（有些省提高到2000元）。这项措施引发的争议是在生猪价格过低时，可能存在骗保等道德风险。

3.支持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国家对重点原良种猪场、扩繁场、省级生猪改良繁育中心给予补贴，全国共300个，每个补贴100万元。

4.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主要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的粪污处理和沼气池等基础设施建设予以资金上的支持。

5.政府对养殖户购买良种猪精液进行补助，每头份10元。

6.对列入国家规定的253个养殖大县进行奖励，每年每县奖励金额为700-1000万元。主要鼓励地方政府提高养猪的积极性。有些工业化进程较快的沿海城市，由于考虑环保问题，已经禁，已经禁止办养猪场。

7.生猪防疫。对列入国家一类动物疫病（前述1-3项）提供强制免费防疫服务；对因防疫需要组织扑杀的生猪由政府负责部分补偿养殖户的损失。

8.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由政府承担。

9.发布《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建立猪肉储备体系；当生猪价格过低时，通过收储减少即期供应来调控生猪市场，缓解生猪生产市场和价格异常波动。

应该说，这些支持措施的出台，对促进生猪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猪肉产量从2007年的4287.8万吨，上升到2008年的4620万吨，再进一步上升到2009年的4889万吨，两年内增长了14%，大大高于此前年均增长2.1%的正常水平。加之生猪生产周期性影响，生猪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从实际情况看，有必要对这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梳理、规范。

完善生猪调控体系的设想

生猪生产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调节形成价格、配置资源是长期发展趋势。当然，在市场无法自行调节的情况下，政府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提出完善生猪市场调控的若干设想：

一是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责任。政府主要承担养殖户不能解决的市场风险问题，总共有六项：（1）防疫。除前述所列1-3项一类传染病由政府强制免费防疫外，4-6项政府需要及时研发提供有效疫苗，由养殖户购买，自行防疫。疫苗的价格按弥补成本核定，不以盈利为目的。长远的措施是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严禁活猪跨省、跨地区、市县长距离运输。强化定点屠宰，加大市场执法力度。因为长距离活猪运输是疫病传播的主要渠道。（2）保险。一旦疫病爆发，保险是保障养殖户利益的根本措施，可以考虑从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逐步推广到所有的存栏生猪。按当年母猪、育肥猪实际市场成交价格的80%赔付养殖户。投保费由财政和养殖户各负担50%，以化解骗保的道德风险。按生猪上一年度实际死亡率核算下一年度总保费，再平摊到第二年每头生猪的实际投保金额。生猪保险收入，专款专用，结余转移到下一年度；当年如发生大面积传染死亡，赔付金额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补齐。（3）良种的繁育和种猪引进。根据全年生猪存栏数、出栏数，核算需要的种猪数量。采用政府招标，企业运作的方式建设良种猪场，改良品种，提高生猪市场和猪肉的质量。（4）粪污处理。粪污处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关系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养殖户没有自觉处理的积极性。对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场）由政府投资建设沼气池，用作燃料或发电。（5）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病死生猪或消毒填埋或焚烧，其资金由政府全额负担。（6）发布市场信息。按现行已经建立的制度，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按周、月、季，分别发布饲料价格、猪粮比价、白条肉价格、仔猪价格、生猪存栏量、母猪存栏量等市场信息，提醒建议养殖户调控养殖结构，规避市场风险。其余涉及到生猪市场生产、销售、消费环节完全可以交由市场调节，可按此思路全面清理现行各项扶持政策。

二是强化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调控。以2008年为基期，按X_t+1=X_t×N%作为预测全社会猪肉总需求量的基础。在每年度初发布全社会猪肉总需求量，所需能繁母猪数量、存栏数量，并预测当年粮食（饲料）价格、人工成本上涨幅度，引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要立足于在国内解决生猪供给问题，从2005-2009年猪肉进出口情况（附表五）分析，2006年我国出口猪肉26.89万吨（最多年份），只相当于国内2天的消费量；2008年我国进口猪肉37.33万吨（最多年份），也不足国内3天的消费量。所以，生猪市场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国内市场。在已知总需求的情况下，调控的着力点是如何保障供给；保供的着力点是促进生产平稳发展，重点防范市场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具体措施是：（1）鼓励发展标准化规模饲养。我国猪肉未来满足市场的最高产量可能要达到7000万吨，标准化规模饲养不仅成本低（规模户比散养户成本平均低4个百分点）、生长期短（规模户比散养户出栏天平均少25天）、便于防疫，而且不会轻易退出养殖市场，所以标准化规模饲养代表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方向，即用工业化标准生产模式来发展生猪养殖业。目前，国内鸡蛋生产供应已经出现了北京“德清源”模式，生猪生产也可以按此模式来运作。（2）逐步实行订单生产，以产定销(详见附表二《2003-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猪肉消费量》)。比如德国2003-2005年生猪产量每年波动仅2万吨，波动幅度为0.48%；意大利三年之间的产量波动仅3万吨，平均每年只波动1万吨，波动幅度仅为0.4%。目前我国订单生产的主要障碍是散养户过多，达42%（占总产量）。可以考虑先把规模户生产量纳入订单范围，设定预期价格，由主产区和主销区（大型连锁超市、大型肉类加工企业等）签订长期供货合同，逐渐走向订单生产。政府对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的规模养殖户实行优惠政策，当生猪价格过度下跌时，按合同预定的价格收储合同户的生猪，保证大规模养殖户的稳定收益。（3）将粮食（饲料）价格调整作为调控的重点。生猪价格主要决定于粮食价格，生猪生产成本中有约70%是饲料成本，稳定了粮食价格就等于稳定了生猪价格。稳定粮食价格不是说不允许粮食价格上涨，而是要将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社会各方面可承受范围之内。1978—2008年稻谷、玉米收购价格年均分别上涨7.48%和7.09%;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6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65%。粮食价格上涨相当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长的50—60%之间（详见附表六）。可以据此设定粮食价格的调控目标。当然这种上涨幅度不能逐年计算，而是将之纳入经济发展的较长周期中予以考察，十年为中周期，三十年或五十年为长周期。如何稳定粮食价格问题将另文讨论。（4）设立生猪价格调节基金。《价格法》第27条规定，“政府可以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各主销省份、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据此设立专门用于生猪市场调控的价格调节基金。当生猪价格过高或过低时，可以通过适当收储或者补贴生产、补贴低收入群体等措施来熨平生猪市场波动周期，缓解猪肉价格过度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三是完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现行《预案》设定的将猪粮比价6：1作为盈亏平衡点，也作为政府采取调控措施的必要条件是切合实际的。采用适当收储，减少即期供应来稳定市场价格，保护养殖户的利益也是可行的。但仍存在手段单一，责任不清等弊端，并且收储之后的轮库、抛售也会增加市场的后期供应，仍不是万全之策。改进的政策包括：（1）根据生猪年度总需求量，适时调整生猪、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实现动态均衡增长。研究猪肉供给的价格弹性和实施调控的边际收储量（因为决定市场价格的是边际量而不是总产量），确保通过收储吞吐稳定生猪市场的平稳供应和价格稳定。（2）推行食品券计划。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困难群体、农村五保户、特困户每人每月由政府免费提供两市斤猪肉券。这样，当猪肉价格过快上涨时，可以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当猪肉价格过低时，这一部分基本消费能一定程度稳定市场需求。（3）完善猪肉收储政策，建立三级储备体系。其一是战略储备。中央政府为应对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局部战争而建立的储备。这种战略储备除冻猪外，还要有部分熟食，如火腿肠、午餐肉、肉干等，在核定正常数量后，建立正常的收储轮库制度。二是调控市场的政府储备。中央和各主销省区、特大型城市人民政府建立完善正常规模的猪肉储备制度，在市场价格过低时适当收储，在市场价格过高时抛售保供。中央、地方储备可优先鼓励订单生产的发展，优先收储签订合同的规模养殖户的生猪。三是商业储备。利用大型肉食加工企业现有冷库和购销渠道，在生猪价格过低时，鼓励企业收储。政府为收储企业提供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4）提高生猪质量，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鼓励养殖户改进生产技术，开发优良品种，多生产一些有机、生态、环保的猪肉。如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鸿福养殖场已经开发生产出可以生吃的新日樱花猪肉，价格高达每公斤120元，并且出口日本，占据了国内生猪生产的高端市场。这种高品质生猪生产已开始走订单生产的路子，有利于生猪生产市场和价格的稳定。

由于1996年以后，我国才建立生猪产量的统计指标，2008年才建立猪粮比价、生猪存栏、母猪存栏、仔猪价格和白条肉价格的正常统计制度。所以，本文选择的数据样本是有缺陷的，也没有足够数据支撑来预测、分析生猪生产和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仍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深化生猪生产和市场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