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怎么扶”的问题作出了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的重要决定，易地扶贫搬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5年来，发生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400个县近1000万人的大迁徙，宛如史诗，波澜壮阔。

　　山城重庆的25万群众亦是如此。这座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的大城市里，高山林立、沟壑纵横，散居在高寒深石山区的贫困群众，行路、吃水、上学、看病、安居、致富，无一不难，脱贫之路格外“难走”，易地扶贫搬迁无疑是挪穷窝、换穷业、斩穷根的一把利刃。

　　扶贫，是镌刻在重庆年轮上的深深烙印，是直辖时党中央交办给重庆的“四件大事”之一。20多年来，3000万山城儿女与贫困的斗争旷日持久，最终踏出一条坚实的足迹，向着希望“迁徙”。

　　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倒计时200天之际，25.2万贫困群众全部搬迁入住，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庆答卷”。

　　一、积淀

　　山城重庆，人口众多，面积广阔，市情尤为特殊。距离主城都市区数百公里之遥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分属于秦巴山、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里山连着山，岭靠着岭，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贫困人口聚集，是全市脱贫攻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根据摸底调查，重庆60%以上的贫困群众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高寒山区、深山峡谷和石漠化地区。在这些地方就地扶贫，投入极大效果却差，导致不少地区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始终难以摘除“穷”帽。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的人们来说，大山既给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也成为了他们摆脱贫穷、迈向小康的一道天然屏障。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走出深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对于依靠土地为生、缺乏一技之长的贫困群众而言，这个愿望何其艰难。

　　在黔江区金溪镇虎座山住了半辈子的村民游福琼的脑海里，“离开大山”的话题打小就被村里人挂在嘴边，但直到自己成了家，有了孩子，大家还生活在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生活。游福琼的丈夫下山打工，去过城里、甚至远走他乡，但不管走多远，山里的家都拴着他。而眼睛有疾病、视力只有不到0.2的游福琼只能在家守着孩子。

　　“山上雾满坡，路陡土地薄，辛辛苦苦忙到头，又缺吃来又缺喝。”大多数时候，游福琼要出去砍柴。“没得法，不砍就没有生火的。煤？你觉得运得上山吗？”她指着陡峭的山路反问记者。

　　游福琼的遭遇，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歧山村贫困户李秀国感同身受。过去在山上，李秀国家没通电、吃水靠肩挑；孙子到乡里上小学，天还没亮，就得打着手电筒出发，下午放学，晚上才能到家；家人生个小病，就自己扛过去，病情加重了，只能拿木板抬下山医治；家里做饭，只能种啥吃啥，连着10多天吃土豆、红薯是家常便饭。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既然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何不换个思路，帮助群众搬下山，开始新生活呢？

　　“根据测算，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为1.1万元，比就地扶贫节省30%—50%，并且挪了穷窝，从根本上斩断了穷根，其返贫率比就地扶贫要低不少。”易地扶贫搬迁的牵头部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因为集中，所以能够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实现财政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

　　再者，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效应突出。资料显示，一个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约7500公斤，这对环境大为不利。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同样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因此只有将群众迁出，才能降低地区人口容量，减轻生态环境功能压力，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生态功能。

　　此外，高山偏远地区亦是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而通过搬迁，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周边集中和梯度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是全国较早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省（直辖市）之一，早在2006年就在城口县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到14个国贫区县和4个市贫区县。

　　试点的效果十分显著。比如，巫山县官渡镇万梁村用1130万元实现了整体搬迁，其中建房580万元、街道硬化275万元，土地及荒山流转、供电、供水、排污145万元、其他130万元。而如果就地扶贫，万梁村到镇上有15公里路，按每公里60万元计算，仅实现道路通畅就要900万元，其他村级道路、人畜饮水、卫生室等建设费用亦不菲，很可能资金翻倍也打不住。

　　试点的典型亦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巫山县庙堂乡被称为“重庆第一穷乡”，648户农户大多散居在海拔1000—2400米的中高山上，生存条件恶劣，贫困和返贫现象突出。而实施整乡搬迁后，宅基地、土地栽植高寒经济林木，集中发展中药材，人口下山产业上山，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凸显。

　　日益清晰的路径、不断充实的内涵、在搬迁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实践经验——为重庆搬迁扶贫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为“易地扶贫搬迁”这个中国脱贫的独特之法增添了新的注脚。或许正因如此，“十三五”期间，党中央决定实施“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工程后，重庆市迅速扛起历史使命、瞄准目标靶心、调整工作体制，吹响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冲锋号。

　　二、新篇

　　一个社会的温度，取决于“底线”的刻度。

　　25.2万，这是重庆“十三五”期间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人数。人数虽然不算多，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一方面，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能搬的、愿搬的、可搬的都已经搬了，剩下的搬迁对象贫困程度之深、工作链条之长、实施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脱贫攻坚进入了新时期，就搬迁工作而言，不仅仅是让群众换个居所，而是要帮助他们“换个活法”，以此带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大变化，需要逐户制定后续扶持方案；此外，此前搬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遗留问题，也需要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予以解决，新账旧账叠加，更为搬迁扶贫工作增加了难度。

　　面对困难，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会被艰难困苦所吓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强调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而在新时代，重庆市就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彻底搬掉贫困这座大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上有所率，下有所行。

　　2017年8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标对表国家要求，印发《关于深化脱贫攻坚的意见》。同年9月25日，重庆市委常委会及时传达学习2017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议精神，强调全市要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更加注重解决好就业、增收、社保等长远生计问题，努力让搬迁户一步住上新房子、逐步过上好日子。2017年年底，重庆市印发《关于深化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意见》，对标对表国家政策规定，对重庆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新进行了安排部署。

　　在工作体制方面，重庆市按照“市负总责、区县主体”的原则，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并明确市发展改革委为总牵头部门，同时明确各市级部门的相关责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如何准确把握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精神要领，如何将其内化于行，攻克这一历史性难题，确保25万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作为总牵头部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经过细致调研后，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统筹谋划、统筹部署、统筹推进。

　　“国家和市里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要点，可从‘人、钱、房’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在一次培训班上，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表示。

　　“人”的方面，一是要注重选“人”的精准定向，搬迁对象必须为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迁出区域是“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二是要注重尊重“人”的主体意愿，与搬迁群众充分沟通确定搬迁方式、安置方式、后续扶持措施等，因人施策；三是要注重“人”的后续扶持，确保实现稳定脱贫。

　　“钱”的方面，要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目标，需要统筹解决建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后续发展，需要的资金量巨大，初步估算需要150亿元以上。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争取国家政策，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后，市里也是积极想办法，落实建房差异化补助资金、加快推进地票复垦等为群众筹集建房资金。”如此一来，通过多方筹集，资金难题可谓迎刃而解。

　　“房”的方面，人均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同时贫困户不得因建房而负债，延缓脱贫甚至加剧贫困，即户均自筹不得超过1万元或人均不得超过3000元。按照农村建房“一户一宅”、“新建必须拆旧”的要求，须对旧房进行拆除复垦。

　　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上下联动、协同作战。一个个严密周全的部署，搭建起了重庆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为这项工作的推动奠定了基础。

　　三、践行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精准脱贫的难度大，原因在于每个贫困地区甚至每户贫困户都有自身的致贫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易地扶贫搬迁亦是如此，如何在国家制定的总框架下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搬迁扶贫路，是胜败之关键。

　　“和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的是，重庆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不少贫困区县都是‘九分半水半分地’，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难以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安置。”上述负责人称，正因如此，重庆市在工作中提出在用地条件有限的地区鼓励建设5—10户“微型”集中安置点，有效应对这一困难。

　　另一方面，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还一直强调，不能把易地扶贫搬迁简单作为解决当前住房保障的救急措施，而应从乡村发展的大局进行统筹谋划，与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结合，引导群众有效向城区（镇）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向乡村旅游区集中、向农业基地集中、向农民新村集中，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促进农村新风貌、新风尚。

　　一次次思想碰撞、一次次研判分析、一次次调研求证……思路愈发清晰、路径愈发明确，重庆市形成并遵循了“12543”的工作路径，持续深化易地扶贫搬迁。

　　“1”即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群众搬不搬，怎么搬，不能搞强制。重庆市坚持把“群众自愿”作为工作底线，在有条件的地区结合乡村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实际，依托原有集镇、社区、村落等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鼓励和引导搬迁户自愿选择集中安置。

　　“2”即守住“两条红线”，严格控制建房面积和大额负债。搬迁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能因搬迁大额负债，更不能因搬迁致贫——在这一点上，重庆市明晰了资金来源渠道，除国家和地方的补助政策外，还积极推进宅基地复垦并加快地票交易，缓解群众建房资金压力。

　　“5”即推进“五个集中”，积极推进集中安置市级示范点建设，共落实市统筹资金1.15亿元支持安置规模30户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市级示范工程41个，搬迁安置1915户8717人。此外，市统筹资金按照总安置人口给予每人10000元后续发展资金、每人8000元给予随迁非建卡贫困人口建房补助。

　　“4”即建设“四好住房”，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全面开展农村住房安全等级鉴定工作的通知，对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全面开展安全等级鉴定，确保住房质量安全。同时强化住房风貌管控，为农户建房提供参考。加强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重庆市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监督指导工作市级部门任务分工，进一步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3”即绘就“三美家园”。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重庆市积极完善搬迁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解决安置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需求，25.2万贫困群众均落实了后续措施。

　　“12543”路径指向鲜明，逻辑清晰，支撑有力，真切回答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搬、房屋如何建、收入怎么增”等易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这个框架和路径之下，各区县不断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创新，确保搬迁群众能够搬得稳稳当当。

　　黔江区李家溪安置点是重庆市唯一位于城郊工业园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模为全市最大，共建设有28栋房屋，安置410户1526人。2019年下半年，随着安置点的完工，原本散居在黔江各座高山上的410户1526名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居。新房功能分区合理，厨房灶台贴着洁白的瓷砖，卫生间也用上了水冲式便槽。

　　安置点内，农贸市场、幼儿园、卫生院、健身设施等一应俱全。而安置点旁边则配套新建年产量2000万袋食用菌的工厂，让搬迁群众可就近就业。前文所述的游福琼也在厂里找到了事做，“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干”。

　　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对口帮扶的彭水县三义乡，易地扶贫搬迁让当地群众过上了好日子。“如今我们两口子都围着羊肚菌‘转’，在家门口‘上班’了。”在莲花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村民王胜权在食用菌扶贫车间采摘羊肚菌，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2019年8月，在政府的帮助下，王胜权和老伴搬进莲花村，住进三室两厅的新房子，说起今天的新生活，老两口幸福感满满。

　　出台政策接地气，执行政策不走样，收官之年，遍布全市的253个安置点6万多套住房陆续迎来了它们各自的主人。

　　四、攻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尤其是对于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而言，一路走来更非坦途。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政策执行落到基层，就衍生出了千千万万个问题。

　　首先是部分群众搬迁意愿不强的问题。一村干部对记者说，贫困群众大多居住在偏僻、高山地区，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技能有限，二次创业难，就地就业岗位少，加之传统农业、畜牧业难以形成产业，搬迁群众收入渠道就更单一，收入增长缓慢。同时，生产生活用地调整难，部分农户下山后无地可种，缺少基本的土地保障。此外，由于搬迁群众的加入，打破了原住居民的固有生活圈，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管理难度也增大。

　　如若不搬，就地扶贫如何？“唉，难度大！”他叹了一口气。村里200多户人散居在6平方公里的山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0来户人家，水、电、路、汽等各项基础设施都要到位，谈何容易。记者坐着村干部的面包车上山，5公里平整的村级公路走完，余下半小时，全要走坑洼不平的石块路，车行其上，像在“耍醉拳”，光是硬化这条路，就要500多万元。

　　如何动员群众搬迁？“一是给他们算账对比，二是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一月一走访’，及时掌握易搬群众的动态信息并建立反馈问题台账，逐项解决。”这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有了搬迁意愿之后，如何建房又成了矛盾的焦点。久居于深山的贫困群众，在建房之时宁愿借债，也要把房屋修大一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彭水县三义乡第一书记坦言，把房屋建设得漂亮一点，这种想法本身并无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易地扶贫搬迁为老百姓解决的是‘保障房’而非‘小康房’，人均面积不能超过25平方米，总面积也有要求，所以在怎么做通老百姓思想工作上，我们大费了一番唇舌。”

　　“好在政策也没有‘一刀切’，允许老百姓在前期建房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预留加层、浇筑接口，这让工作得以顺利进展。”彭朋县三义乡第一书记告诉记者。

　　搬迁配套的“菜园地”也是一大困难。“老房有地路太远，新房路宽却没地。”曾经，搬迁农户普遍面临的难题是，搬迁后距离原有耕地、林地较远，生产极不方便。

　　“解决之道，仍然是要严格落实‘五集中’。”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处处长说，要将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三变改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重庆市明确由市农业农村委牵头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制定集中安置点产业发展规划，逐户逐人落实后续发展措施，通过土地流转、农村“三变”改革、股份合作等增加搬迁群众收入，通过开发保洁员、护林员、公路养护、水利管护、治安巡逻等公益岗位帮助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确保搬迁脱贫率达到100%。

　　最后则是群众的生活习惯问题。

　　“一开始完全住不惯，隔三差五就想回老家。”聊起刚搬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时的感受，性格爽朗的云阳县上坝乡贫困户王柱见直言。

　　2019年，依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王柱见一家从治安村搬迁到了石梁社区。对新的生活环境，王柱见“又爱又怕”，爱是因为看病、赶集确实方便；怕的是因为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步入新生活摸不着头绪：电视机信号怎么调，水冲式马桶怎么用，菜到哪里买……

　　普通人眼里的生活琐事，在搬迁群众那里却可能成为决定“我要不要留下来”的大事。为了让搬迁群众安心，上坝乡工作人员想了不少办法：挨家挨户上门询问生活“痛点”；手把手教老人用电视机、热水器；逢年过节组织文化演出把大家凝聚起来……一点点、一桩桩、一件件，帮着搬迁群众逐步适应。

　　让王柱见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日子安逸得很，就在这里安心养老。”

　　安居与乐业并重，安置与安心同在。一个个问题的妥善解决，打消了人们不愿搬、过不好、留不住的担忧——25.2万人顺利搬迁，一个不少！

　　五、圆梦

　　从巍巍武陵到悠悠秦巴，随着一栋栋崭新的民房拔地而起，搬进新居的贫困群众们展开了笑颜。

　　初夏时节，从万州城区出发，沿途碧空如洗，绿意盎然。“一份水饺在这里吃，打包带走一份。”时值正午，记者来到熊家镇，只见村民谢昌成正在自家楼下的餐馆吃饭。

　　年逾五旬的谢昌成是熊家镇易地扶贫搬迁户，之前住在该镇松柏村六组，又偏又远，土坯房天晴透风、雨天漏水，交通也不方便。这几年，看着山下的村容村貌一年一个样，而自己还守着土坯房过日子，一年收入也仅有几千块钱，谢昌成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盼望着自己也能早一天搬下山去。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两年前，谢昌成一家终于住进了熊家社区的新房里。“现在我们一家住上了近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客厅、厨房、卫生间样样俱全，镇上有医院、有学校，看病方便，孩子读书也方便，现在这日子是越过越有味儿。”谢昌成感慨地说，帮扶干部还把他介绍到当地一处工地打工，妻子也在场镇上的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老两口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块钱。

　　数百公里外的城口县高观镇，一排排院落干净整洁，一条条大路纵横交错，老人在河边晒着太阳，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嬉戏玩闹，街上经营店铺的、田间耕作的，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展现在眼前。

　　“从山上搬下来后，日子越过越滋润了!”高观镇村民孙翠明提起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就赞不绝口。

　　两年前，他家还住在离主公路较远的山上，由于地理条件不好，吃水用电通行都很困难。如今，新家里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设备一应俱全，还开办了大巴山森林人家，年收入可观，真正做到了荷包鼓起来，宽敞的房屋，明亮的大窗，无不在诉说当下的幸福。

　　搬迁之后，不少群众的生活和见识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拿锄头铿锵有力的双手，如今敲起键盘来也不失灵活麻利，在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区，60多岁的贫困户黄和良很适应现在的农家乐“老板”生活。

　　石梁子社区由４个村合并而成，地处“高山大箐石旮旯、红苕洋芋包谷粑、要想吃碗白米饭、除非坐月生娃娃”的高寒山区，而黄和良过去就住在山的边角。

　　在这样的条件下，有点想法的人都外出打工了，黄和良也想出去，但他是个驼背，有点残疾，无奈只好在村里，在高山上的土地里种点红苕糊口。“那时住的是茅草屋，家里锅盘碗灶都不齐，相过几个对象，一看我这条件，都说考虑考虑，结果就没有音信了。”黄和良回忆，几十年里，邻居陆续结婚了，甚至邻居的小孩也结婚了，但他却始终是光棍一条，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

　　打了几十年光棍的黄和良，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人生际遇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启动后，地处偏远的石梁子社区成为重点区域，而黄和良也成为了搬迁的“幸运儿”。

　　就这样，他从高山上搬到了黄家大湾安置点，这里条件相对较好。每到夏天，黄和良就把房子租给侄女黄静开餐馆，年收入约2万元。生活条件好了，周围人对他也高看一眼，侄儿媳妇给他介绍了对象，结果一眼相中，黄和良终于完成了30多年来的“夙愿”。

　　随着大量村民迁居下山，人与环境的资源争夺现象显著减少，生态环境正潜移默化地持续变好。

　　巫山县原庙堂乡位于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金丝猴、云豹和红豆杉、珙桐等国家珍稀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搬迁前农户燃料主要以柴禾为主，人兽争地矛盾突出，森林植被不同程度遭到破坏，野生动物保护压力巨大。而随着两千多名村民的出山，五里坡保护区管理的森林面积增加了一倍，达到了20万亩，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裸露的岩石、贫瘠的土地，也正在逐步恢复生态。根据科学考察，保护区拥有400多种野生动物，28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动植物就有79种。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将偏远地区群众迁出，既能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能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这些地区的生态功能，实现了民生青山两相宜。

　　六、接力

　　脱贫致富奔小康，住进新房子只是第一步，让日子越过越好才是硬道理。发挥好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问题的作用，必须在解决好“怎么搬”的同时，解决好“搬后怎么办”，从而实现“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在秀山县洪安镇溜沙村新寨组的道路旁，有一家小超市，金色的招牌上“波波副食品超市”几个字非常醒目，顾客进进出出，十分热闹。这是建卡贫困户杨再荣一家踏上脱贫致富之路的真实写照。

　　2017年12月，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杨再荣一楼一底的新居正式建成入住。位于马路边的新房为他俩带来了新的谋生渠道——杨再荣的帮扶干部在经过反复调研后，建议他凭借自家新房位置好、门前人流量大的优势开一个百货超市。2018年5月，杨再荣的“波波副食品超市”顺利开业，经过两年经营，超市现在一年的纯利润能达到5万元以上，与住在老屋相比，一家人的生活充满希望。

　　丰都县虎威镇五角丘集中安置点是重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市级示范工程，安置搬迁群众84户363人，其中建卡贫困户31户130人，占全镇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人口的53%。

　　“搬出大山只是第一步，解决就业是关键。”虎威镇党委书记说，虎威镇以提升搬迁群众自主发展能力、就业创业能力、稳定增收为首要任务，通过收集务工意愿、提供岗位信息、开展技能培训、引进县内外企业、建设扶贫车间等措施，助推搬迁户就业。“我现在在家门口的公司上班，每月能挣2600元钱，公司还为我们缴纳‘五险’，这比外出打零工有保障多了!”说起搬迁后的变化，贫困户熊顺发有些激动。

　　一手抓搬迁建房，一手抓后续扶持——如今，重庆市计划搬迁的25.2万人均落实了后续措施，其中：发展特色农林业5.9万人、发展劳务经济9万人、发展现代服务业2.2万人、资产收益扶贫0.7人、社会保障兜底1.7万人、其他方式5.7万人。

　　昔日，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今日，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距离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不到200天的日子里，重庆“十三五”期间计划搬迁的25.2万贫困群众已全部入住。2020年市发展改革委将携同相关部门，编制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施方案，持续抓好后续产业、就业帮扶、旧房拆除复垦等工作。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鼓作气，顽强拼搏，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米本家掷地有声。这份底气和决心，来自令人瞩目的成效——“十三五”期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71.2万人摆脱贫困；来自历史性的新跨越——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力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