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从点到面、由表及里，持续深入推进、迭代升级，既不断发挥各地对外开放比较优势，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也促进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撑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一、我国区域开放政策与格局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向沿江、内陆、沿边拓展，以点及线、以线带面，开放型经济空间不断优化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开放，在实践中逐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1.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为窗口带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

　　为解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扩大、生产力空间布局效率低下、开放水平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等现实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作出战略性调整，特别是通过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逐步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国家“六五”计划要求，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特长，带动内地经济发展。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开始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12个城市设立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1987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被确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巩固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开放格局。此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开始实施，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2021）。同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并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开发开放浦东。

　　这一时期，为更好发挥沿海地区对外联通的优势、率先推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地实施了一系列特殊对外开放政策，对沿海地区的开发投资大幅增加。“六五”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沿海地区比重达47.7%，相比“五五”时期的42.2%提高5.5个百分点，此后沿海与内地基建投资比例进一步由“六五”时期的1.03∶1上升至“七五”时期的1.29∶1（魏后凯，2009）。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等为重要窗口、载体，率先掀起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逐步奠定了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先导地位。

　　2.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逐步形成沿海开放扇面带动沿江、沿边和内陆重点区域开放的多层次多梯度开放格局

　　国家“八五”计划提出，进一步办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巩固和发展已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搞好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将一些内陆边境城市和地区建设成为开放窗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统一思想后，我国相继开放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沿边城市，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并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沿边地区开放，加快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湾地区、内陆省和自治区的开发开放，发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龙头作用，带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随后，国家“九五”计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沿交通干线、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中心城市要加快开放步伐。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吸引外商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沿海地区积极发挥着我国沟通联系国际市场的窗口和纽带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持续推动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多层次多梯度的开放格局，我国对外开放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强。

　　3.21世纪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之前：沿海、内陆、沿边协同推进、深层次的总体对外开放格局夯实拓展

　　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世界经济逐渐复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涌现，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格局不断优化完善。国家“十五”计划提出，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要更好发挥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和沿海其他地区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

　　这一时期，随着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4.2%的峰值，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于次年达到10%的峰值（王一鸣，2020）。我国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规模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开始积极探索与世界接轨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到2005年底，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比达62.5%，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水平（江小涓，2019）。在此基础上，促进沿海、内地和沿边地区开放进一步深化，并注重以开放促开发带动区域发展，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夯实。

　　4.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加快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以内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鼓励各地立足比较优势扩大开放，强化区域间开放联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这一时期，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地位进一步提升、陆海联动开放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扎实推进建设海南自贸港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地区制度型开放不断拓展，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在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我国对外开放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不断增强。

　　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内在逻辑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地域分工的理论逻辑，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合作形势变化的主动谋划，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局需要的重大举措，在理论、实践和战略上具有逻辑一致性。

　　1.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则会导致落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逐利本质及其运行规律，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决定了国际间的合作具有阶级性，也决定了国际合作中存在矛盾和纷争，只有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会倾向于合作，这揭示了经济发展跨越国界、各经济体共同形成世界市场的必然趋势，表明一国必须放眼世界、联系世界，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也要与国际市场良性互动。此外，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域经济具有逐步形成区域生产专门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区际协作与联合广泛发展的客观趋势（程必定，1988）。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开放发展，各区域各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取得系统性跨越式提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通互动显著增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0.8%，居世界第29位，到2023年这一比重升至12.4%，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但随着新科技革命、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演化，全球经济分工及贸易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要进一步对接衔接国际市场规则，稳步促进制度型对外开放，持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提高区域协同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资源要素共享、开放型经济联动提升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

　　新形势下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着眼发挥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基础优势和条件，通过完善我国内部区域开放格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能力和水平，既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也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建设和经济分工协作，更加有效增进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2.应对我国对外开放形势变化的主动谋划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演化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发展道路曲折，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国际大循环动力减弱，我国外部市场需求不足明显。入世后，我国逐步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正在发生调整，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方式路径等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贸易投资呈现区域化、短链化特征。此外，美西方对我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承压。同时，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风险和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都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面向美国、欧盟等出口占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相比之下，面向东盟等地区的出口比重逐渐上升（图1）。也应看到，我国南向开放、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等还存在一些短板问题。比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交通运输、扩大贸易、深化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和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我国沿边地区设立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沿边临港产业园、跨境经济合作区、沿边开放城市、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对外开放口岸等平台，外向型经济发展仍不充分，在扩大与周边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上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在新的国际开放合作条件和形势下主动谋划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既要充分考虑全球市场变化的新趋势新特征，发挥各地区的开放优势，激发各地区开放潜力活力，加快推动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不断优化调整我国对外开放路径模式，也要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空间结构的新变化，发挥沿海、内陆和沿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对外开放条件。既巩固拓展与美西方等国家的合作基础，同时积极扩大与东盟、中亚等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

　　3.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

　　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基础条件和水平各不相同，客观上需要因地制宜、分类引导推进扩大对外开放，同时需要增强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的协调性、联动性，避免各地区“内卷”抢占开放政策、开放资源等，制约我国整体扩大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不断优化，始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促进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是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构想的战略部署，有力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较短时期内促进解决我国经济短缺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沿海沿边和内地对外开放同步推进，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地开放有力带动了区域发展。

　　图1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从不同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比较看，目前东部地区仍然占据主导优势地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发挥。从进出口总额看，东部省份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差距明显，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79.44%、8.66%、8.95%和2.95%。从吸引利用外资规模看，2023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排名前十的省（市）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海南、北京、四川、云南，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前十的是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福建、四川、辽宁，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服务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需要，有利于激发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潜力，促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总体看，新征程上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是贯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需要，有利于更好发挥开放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更好发挥开放对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有利于更好发挥开放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促进作用。

　　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总体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的。面向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在当前“两个大局”激荡交织的大背景下，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切实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局需要出发，发挥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大的空间优势，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升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和促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有力的区域载体支撑（图2）。

　　1.加强战略对接：着力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

　　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大局出发，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带动和引导各地区进一步发挥开放优势和条件，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切实加强与贸易强国、开放型经济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海洋强国等发展目标和战略举措对接衔接，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国家整体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找准任务、政策发力点，促进资源要素有序高效配置，充分发挥区域开放对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持保障作用。

　　2.深化内外联动：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紧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动向，着眼更好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深化沟通联系国际市场，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我国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更好把握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提升国家整体对外开放影响力、竞争力，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3.注重系统谋划：点、线、面协同联动互促开放

　　深化对外开放点、线、面空间布局优化，更加注重增强不同区域开放功能，提升对国家整体对外开放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优势互补、错位联动开放，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全局性。扎实建设多形态多功能的对外开放窗口门户、开放枢纽、开放高地、开放平台载体等重点区域，在人员国际交往、商品货物集散流通、扩大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对外开放轴带、廊道在引导国际经贸投资合作人员往来、商品货物流动等方面的牵引作用，形成若干具有地域特色的对外开放大通道和开放经济带。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统筹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对外开放。

　　4.促进因地制宜：切实发挥各地对外开放比较优势

　　立足各地在人才、资源、产业、对外交通等差异化发展条件，以及对外开放的基础能力等，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分类施策推进开放发展，积极探索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区域开放路子。对国际化程度高、开放能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开放高地，注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引导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对外布局发展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对国际交往少、开放要素集聚不多的欠发达地区，着重在畅通对外联动通道、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强对外开放能力建设，利用地方特色产业基础条件，培育外向型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沿边地区，要分段分类施策，统筹考虑人口布局、产业集聚，以及与周边国家等国际次区域合作发展等，切实提高面向毗邻国家和连接内外的对外开放能力。

　　5.统筹开放和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发展

　　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各领域全过程，切实全方位增强对外开放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开放的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特别对赋予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的区域和平台持续加强对外开放风险监测预警及应对，织密织牢对外开放安全网。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高质量发展，在扩大区域开放中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图2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总体思路框架

　　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重点任务

　　切实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对内对外联通优势，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对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支撑作用，优化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功能分工，深化推进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等重点开放平台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着力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形成多点带动、轴带支撑、板块联动的全方位网络化区域开放空间格局。

　　（一）稳固提升开放重点区域的门户枢纽能级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区域，既是辐射带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支撑。2023年，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5.03万亿元，长三角地区为15.16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为7.95万亿元，共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67.39%。此外，川渝地区为1.65万亿元，约占西部地区的“半壁江山”，因此，要持续稳固提升动力源区域等经济优势地区的对外开放能级作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重点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发挥改革政策先行先试作用，这些地区既是开放门户，也是试验田。新疆、福建分别在我国向西开放、向海开放中历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持续增强核心区的功能作用。

　　一是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地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综合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要继续发挥这些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引擎带动效应。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的对外开放功能，全方位提升京津冀协同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增强浦东新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临港新片区等平台对外开放辐射带动作用，联动推进沪苏浙皖开放平台建设，推进更高层次协同开放。深化粤港澳三地开放合作，扎实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不断巩固提升香港、澳门的国际开放地位作用，系统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成渝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建设陆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打造内陆开放枢纽。

　　二是增强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功能。我国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和推动建设海南自贸港，是探索制度型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率先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的重要载体。要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以规则对接为主要抓手，深入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条款，在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承担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机制改革，积极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有效路径。

　　三是高标准建设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和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发挥新疆连接中亚大陆优势，围绕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塔城等重要支点，积极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着力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加快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高地。深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厦门经济特区、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扎实建设中印尼“两国双园”、金砖创新基地等开放载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积极拓展对内联结、对外开放的新空间。

　　（二）构建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区域开放协作网络

　　统筹推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和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强区域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对接，进一步厘清我国不同区域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强化开放功能分工和外向型经济协作，促进开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持续提升不同区域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全国一盘棋”构建区域开放协作网络，增强我国整体的对外开放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是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发挥东部沿海地区港口布局多、陆海联运、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好等综合条件优势，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积极吸引全球战略投资和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基地，着力稳固支撑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盘，积极打造一批引领性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高地，协同带动内陆腹地对外开放。

　　二是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发挥和利用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发挥西部地区向西开放前沿作用，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东北地区向北开放重要门户作用，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积极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三是增强长江经济带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的支撑作用。提高黄河流域各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拓展跨省域开放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陆海内外联动开放大通道，加快提高黄河流域整体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加强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的纽带作用，促进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和长三角区域开放联动，增强长江经济带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作用，积极带动东中西部对外开放协同联动。

　　四是强化沿边地区内引外联功能。顺应我国与周边国家深化经贸往来和促进产业协作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增强沿边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门户功能。持续完善通边抵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发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平台作用，创新跨境经济合作新机制，构建联系内外的交通、贸易等国际交流合作大通道，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联系。

　　（三）优化布局建设各具特色功能的开放平台载体

　　开放平台载体是集中承载对外开放功能的重点功能区域。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中，各类开放平台在吸引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经贸合作、创新外贸方式、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跨境合作和国别合作、深化交流交往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示范带动作用。新形势下，还需要继续优化各类开放平台载体的布局建设，以“点”上的开放功能提升带动“面”上的开放合作不断扩大深入。

　　一方面，加强各类改革开放平台载体建设。加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设，积极探索推进各类国别合作园区建设，突出特色优势和功能，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切实增强在重点领域促进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

　　另一方面，更好发挥国内外供需对接平台作用。加强经贸合作平台建设，持续办好进博会、服贸会、世博会、广交会、数贸会等，增强国内国际市场供需对接功能，让国际社会更广泛了解我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促进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此外，积极引导各地依托自身市场条件和产业基础，建设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对外展销平台，积极促进商品、服务贸易发展。

　　（四）加快建设内畅外联开放大通道

　　统筹对外交通通道、商贸通道和人文交流通道等建设，依托更好联通世界的国际交通通道、信息基础设施大通道等硬件建设，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跨境跨国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安全、更有效地交换，进一步改善不同区域的对外开放条件，增强优化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水平。

　　一方面，以交通通道带动贸易大通道建设。切实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沿海沿江港口的集疏运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等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大力发展联程联运、多式联运，持续完善横贯东西、纵跨南北、联通内外的人流、物流交通大通道。以交通大通道、物流枢纽建设为支撑和引领，带动对外开放枢纽建设，积极促进形成国际经贸大通道。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数字开放大通道建设。顺应数字化、智慧化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求，优化布局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沿边省份对外合作机制建设国际信息枢纽，扎实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升数字互联互通水平，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深化数字领域国际合作。

　　（五）健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任务，提出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新形势下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涉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科技、产业、教育、文化等不同领域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需要坚持系统观念，长短相机，既要抓重点，也要兼顾全面，增强各项改革举措和政策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切实进一步释放改革创新的制度红利，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供制度政策保障。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更加注重扩大对外开放任务的协同实施和各项改革的系统集成，统筹区域开放体制机制创新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等任务实施，完善国内外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对外开放区域协同联动机制等，构建有利于更好发挥区域对外开放比较优势、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的体制机制，激发不同区域的对外开放活力、潜力、动力，提升开放联动水平，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区域开放政策。在全国统一开放政策基础上，研究制定和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区域开放政策，有序有效引导开放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针对重点开放平台载体、开放高地和沿边等重点区域，围绕增强对外开放功能，研究制定更有力度、更有效、更安全的开放政策。在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进一步建立健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东北地区差异化的开放政策，研究进一步完善财税、土地、金融、产业等配套支持的精准政策，在承接国内国际产业转移、依托开放大通道开展产业跨境合作等方面优化区际利益关系，形成促进功能分工、错位发展、协调联动的区域开放政策体系。

    （作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张燕 王琛。本文发表于《开放导报》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