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城市安全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面对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交织渗透的新态势，城市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当前，我国城市安全治理正经历从“重面子”到“强里子”的深刻转变。《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及相关行动方案的出台，为系统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明确了实施路径，开启了我国城市安全治理的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安全发展道路，成为紧迫而关键的课题。基于中外比较视角，系统梳理城市安全内涵演进脉络，比较中外治理理念、方法、工具、空间和主体异同，总结国际大都市在法治保障、技术预警、巨型防灾工程和社会自发参与的典型经验，深入剖析我国超大城市在顶层设计牵引、数字平台集成、平急两用设施融合及多元共同治理等方面的创新范式。面向未来，建议系统推进城市安全治理制度化、协同化、智能化，加快构建全域覆盖、立体联动、运转高效的城市安全预防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可靠的安全基石。

　　一、城市安全的内涵演进

　　城市安全的内涵演进本质上是人类对城市功能认知的不断深化。从古代城邑的防御工事到现代都市的综合风险治理，城市安全的内涵历经时代变迁，边界不断拓展、维度持续深化，呈现出从传统安全主导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从单一防御到系统治理的演进特征。

　　（一）传统视域下的城市安全注重军事防御和治安管控

　　城市安全的初始形态与城市起源高度关联。在古典时期至工业社会早期，城市安全与军事防御密不可分。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到我国，防御性结构在确保城市中心安全和控制犯罪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我国古代“高筑墙、广积粮”的战略贯穿于历代城市建设，现存的古城墙、城楼等遗迹即为佐证。基于被动防控、主动阻断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韧性承洪理念和工程技术体系。这一时期，城市安全内涵相对单一，以军事安全为核心，辅以基本的治安管控，目标是保障城市物理空间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工业革命后，城市规模和功能快速扩张带来复杂的治安挑战，城市安全内涵逐渐从外部军事防御向内部治安管理延伸。随着人口聚集和社会分工细化，犯罪、骚乱等城市内部治安问题对安全的威胁日益凸显，城市逐步建立警察体系，完善法律制度。此阶段，城市安全聚焦已发生或可预见的外部威胁，以被动防御为特征，重点在于事后救援和损失控制。

　　（二）现代转型中的城市安全强调非传统安全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深度交织，城市安全内涵发生巨大转变。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环境风险等，逐渐超越传统军事和治安问题，成为城市安全的主要挑战。这类风险具有隐蔽性、连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容易突破单一领域，引发多维度系统性危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安全与包容、可持续并列为城市的核心特质。这表明，城市安全内涵从物理实体保护转换为涵盖居民社会福祉的综合状态。

　　与此同时，“安全城市”理念推动城市安全内涵从防御向治理转型。1989年，防止事故和损失学术会议首次明确“安全城市”理念，强调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完善风险应对机制。这一理念与联合国对人居发展的关注相互呼应。2007年，联合国人居署发布《全球城市人居报告》，明确将“安全城市”定义为“能够有效预防、应对自然和人为风险，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城市系统”。这要求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事后的结果导向，转向主动、全链条的过程导向，强调覆盖全周期、协调跨领域的系统性治理。

　　（三）综合治理期的城市安全聚焦韧性城市建设

　　当前，城市安全内涵已发展为涵盖军事、治安、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多领域的复杂风险谱系。系统构建韧性城市已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韧性城市的核心是城市在面对各类扰动与压力时，所具备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这要求从寻求最优解的线性思维，转向寻求适应解的复杂思维，需要摒弃静态规划，转向动态适应，构建覆盖预防、保护、反应、再生、重建全周期的韧性城市路径。超大城市更要构建制度、联结、赋能相结合的韧性治理策略。

　　城市韧性建设需多维协同推进。工程与空间韧性重在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布局承灾空间和防灾要素。社会与社区韧性的核心是培育社会资本和共同体意识，如在老旧社区更新中融入空间正义，推动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将社区网络视为关键软基础设施。组织与制度韧性要求构建能实现平急转换的弹性治理结构，形成多方共治网络。技术赋能与数据治理则依托城市信息模型（CIM）、大数据等技术，进行灾害模拟、风险评估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防范算法偏见等衍生风险。

　　二、全球城市安全治理的经验模式

　　国际大都市着力推进技术与制度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智能化、系统化韧性体系，逐步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和实践范例，共同构成了全球城市安全治理的丰富场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提升安全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构建跨部门联动机制，强化规划与法治保障

　　国际大都市普遍重视体制机制建设，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完善法律保障，确保韧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

　　1.建立专门机构。纽约为系统推进韧性城市建设，设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形成规划建设和应急协调相结合的工作体系。纽约市韧性建设办公室主导韧性城市中长期项目规划、实施评估，具体包括优化灾后损失补偿审查流程、加速相关建设项目启动，为政策迭代和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2.强化法律规划保障。国际大都市普遍通过立法和制定专项规划系统推进韧性城市建设。东京制定了《东京都国土强韧化地域规划》《东京都地域防灾规划》等专项规划文件，构建全方位预防风险制度框架。纽约相继出台《更加强壮、更富韧性的纽约》《一座城市，一起重建》《“一个纽约”规划：建设一个富强而公正的纽约》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划方案，明确具体的行动项目和实施路径，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法定依据。

　　（二）建立数字化监测预警机制，推进分级分类应急响应

　　国际大都市通过深度应用现代科技，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风险早感知、预警更精准的主动防控模式转型。

　　1.搭建集成化数据监测预警平台。伦敦数据存储中心、纽约洪水灾害映射器以及洛杉矶智能化气候服务工具，能融合城市多维度、多部门实时数据，实现对风险源的自动化监测和智能感知。

　　2.建设一体化应急指挥中枢。东京都防灾中心配备先进的指挥信息系统，能迅速汇聚灾情信息、研判事态发展，并保持与各救援单位的高效协同。

　　3.构建分级分类的应急响应机制。柏林建立了基于风险分级管理的精细化应急响应体系，将危险事件划分为普通险情、异常险情和重大灾害3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差异化应急预案，明确规定相应的救援方式、责任部门和资源调配方案。该体系要求所有存在潜在风险的机构必须同时制定内部、外部2套预案，分别侧重于现场人员的紧急避险和初步处置、对外联络和协同专业救援力量。

　　（三）实施重点工程规划，有效应对特定风险挑战

　　国际大都市根据地理环境、风险类型和发展阶段，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安全策略。

　　1.建立地下防洪设施。东京防洪通道历时13年，总投资约30亿美元，主体隧道长约6.3千米，通过5个巨型竖井汇集多条河流的过量径流，显著提升了城市抵御特大暴雨和洪水侵袭的能力。

　　2.强化公共服务可及性和社区韧性。巴黎提出了“15分钟城市”的规划理念，优化土地利用和交通组织，满足居民在步行或骑行一刻钟范围内的工作、购物、医疗、文化等生活需求。将部分规划决策权下沉至区级，并建立居民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常态化机制，有效促进社会协同和可持续发展。

　　3.实现全域安全治理。2025年，福布斯顾问（Forbes Advisor）的报告将新加坡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该评估体系涵盖旅游安全评级、犯罪风险、人身安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自然灾害和网络安全7个维度，展现了新加坡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安全保障格局。

　　（四）促进多元主体协作，构建共建共享治理格局

　　国际大都市普遍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协同置于城市安全治理核心，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赋能、社会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1.社区参与。伦敦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促进移民与本地居民融合，减少社会冲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多样化、个性化，以应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完善社区参与机制，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的渠道，显著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2.跨部门协作。纽约应急管理办公室建立了统一的部门间命令发布系统，高效组织物资供应链条，为综合救援行动提供强大支持。柏林在应对重大灾害和异常险情时，警方和消防部门等官方力量率先行动，红十字会、救生协会等专业非政府组织也作为重要支援；在事态升级或资源短缺时，可协调联邦国防军、联邦技术救援署乃至邻近州的救援力量，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综合应急处置网络。

　　三、我国城市安全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典型范式

　　我国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历经从被动工程设防到主动系统应对，正向韧性建构深刻转型。这一阶梯式演进由重大焦点事件驱动，在应对复合风险中不断突破制度路径依赖，形成了价值、制度、技术与文化协同的现代化治理路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因地制宜，探索出系统强化、数字赋能、区域协同、技术融合4种典型范式，为全球特大城市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

　　（一）实践探索

　　我国作为全球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不足半个世纪内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完成了从几乎“不设防”到追求“韧性发展”的快速演进，呈现出在重大危机触发、经验反思积累和顶层设计牵引三者互动下的阶梯式跃迁，蕴含着城市安全治理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

　　1.危机事件驱动制度确立。我国现代城市安全治理的制度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下半叶的巨灾冲击。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充分暴露了工业化初期“先生产、后生活”的弊端，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规范和应急救援等基础性安全出现巨大缺失。灾后，国家主导的重建工作首次将抗震设防由专业技术上升为强制性公共政策。以“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为原则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出台，标志着城市安全治理进入以工程技术标准为核心的设防时代。这一阶段，治理逻辑本质上是基于标准的风险控制，通过科学计算和统一规范，为物理空间设定安全阈值以抵御自然灾害。然而，此范式应对对象单一，且依赖静态的工程方案，对超越设计标准的极端事件及社会系统的动态复杂性缺乏充足准备。

　　2.系统性风险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完备。21世纪，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内部系统耦合性不断增强，风险生成和传导机制发生质变。风险日益呈现跨界性与涌现性特征，即单一灾种可能引发跨领域、跨区域连锁失效，涌现出无法归因于任何单一子系统的全新风险形态。代表性事件是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引发的广州站区百万人滞留现象。气象灾害与春运这一全球最大规模周期性人口流动叠加，迅速演变为复合型社会公共事件，表明风险已成为深度嵌入社会、技术、生态的复杂系统。这就需要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资源协同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此后，以应急预案、法制、体制、机制（即“一案三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加快完善，综合协调的应急响应网络逐步构建。然而，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与风险的快速演化之间始终存在矛盾。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一步暴露了在超预期极端天气事件面前，基于刚性工程标准、应急决策程序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脆弱性平衡被打破。此次灾害推动了从应急处置到风险防控的治理重心前移。

　　3.构建以韧性为核心的风险综合治理范式。当前，城市安全治理更强调在遭受冲击后吸收、适应并实现转型的能力。

　　价值方面，已从保障财产、基础设施安全转向以人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福祉为最高目标。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消防通道疏通、危房解危的优先级高于外观美化；在新城规划中，应急避难场所、安全疏散通道被视为与商业区、住宅区同等重要的标配。

　　制度方面，构建全周期、跨部门、多主体的网络化结构。纵向上通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领导责任，横向上推动应急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卫生健康、数据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联合行动。如，许多城市建立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为跨部门风险会商和联合指挥提供支持。

　　技术方面，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实现灾前主动预见和精准干预。以厦门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为例，通过在地下管网、桥梁、燃气管道等关键基础设施布局数以万计的智能传感器，实时感知压力、流量、位移等微观变化，并利用算法模型预测泄漏、塌陷、内涝等风险。

　　文化方面，基于典型案例的社会化学习，提升公众对“灰犀牛”“黑天鹅”风险的理性认知和自救互救技能，将安全规范从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内化为群众的日常习惯和防范意识。

　　（二）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典型范式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将韧性城市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超大城市，从空间韧性、工程韧性、管理韧性、社会韧性4个维度统筹推进，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城市安全发展模式。出台《北京市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2022年—2035年）》等政策文件，明确在2025年建成50个示范性韧性社区和韧性街区，推动韧性理念向基层延伸。着力强化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可靠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系统性改造地下管网、建立热电气联调联供机制等措施，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的整体韧性。如，建成“三种气源、八大通道、10兆帕大环”的多源多向天然气供应体系，形成14亿立方米左右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能力，不仅增强极端情况下城市能源保障能力，而且为全国超大城市夯实安全基底提供了范例。

　　上海以数字孪生为核心，推动超大城市风险治理向数据驱动、全景可控的智能模式转型。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率先构建覆盖功能韧性、过程韧性、系统韧性的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体系。具体路径上，围绕城市综合防灾建立精细化的4级分区和韧性安全指数体系，让风险可量化、可评估。建成“一网统管”城市运行平台，形成了3级平台、5级应用的运行体系，整合全市1 495万个城市部件数据，依托分布在全市的上亿个智能物联感知终端，实现日均超10亿条数据的实时汇聚共享。同时，积极探索“AI+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着力深化长三角区域在应急指挥、物资保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协同，在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

　　广州立足区域协同、生态本底，积极构建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韧性网络。顶层设计上，将韧性城市列为6大核心建设任务之一，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海一体化生态修复，以筑牢生态安全本底。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推动从单体城市安全向城市群协同治理演进。通过完善高快速路网、强化跨市通道衔接、推进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构建起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联通和应急协同网络。如，率先建成覆盖全市地下管线的“一张图”平台，促使管网挖断事故显著下降；在洪涝治理中，综合运用先进模型识别风险，创新生态治理手法，推动多条河湖成为国家级幸福河湖典范，实现安全韧性和居住品质同步提升。

　　深圳探索技术与社会韧性发展路径，打造可进化的韧性有机体。颁布《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实施方案》，形成包含4大行动、48项任务的结构化行动体系。技术层面，以打造可感知、会思考、能进化的城市有机生命体为目标，构建“地上下、室内外、海陆空一体”的全市域统一时空信息平台，累计导入数千千米轨道交通、主干道及重要建筑的BIM模型，构建国内领先的数字孪生底座，在城市安全风险“一张图”、生态环境实时监测、片区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领域开展广泛应用。社会层面，首创民意速办改革，形成了高效闭环公众诉求响应体系，在数据要素市场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等领域先行先试，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安全治理的内生动力。

　　四、中外城市安全治理比较

　　城市安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议题，建设模式深受各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风险谱系的影响。基于治理理念、治理方法、治理工具、治理空间、治理主体5个维度，比较分析中外城市安全治理，为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的全球城市安全范式提供借鉴。

　　（一）治理理念：生命至上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共识

　　国际主流的安全理念，长期在以风险为中心的工程实用主义、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人本主义之间交织演进。一方面，许多西方城市的安全规划直接源于对具体灾难的响应（如纽约对桑迪飓风、东京对关东大地震的反思），侧重保障关键生命线系统的可靠性，强调基础设施的工程韧性和快速恢复能力。另一方面，联合国人居署倡导的“安全城市”理念及欧洲推行的“气候正义”等概念，强调安全的社会维度，将安全与社会公平、公共服务可及性、社区福祉紧密相连。如，巴黎“15分钟城市”和巴塞罗那“气候避难所”的建设目标，不仅抵御灾害，更保护弱势群体，体现了将安全作为基本公共权利的价值观。

　　我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展观，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发展权和幸福感。这要求安全治理必须实现物的安全（如基础设施韧性）与人的安全（如心理感受、社会关系、发展机会）有机统一。如平急两用公共设施的设计，既满足应急储备的硬需求，也兼顾日常服务的软功能；老旧小区改造既消除物理隐患，也通过社区议事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种理念将城市安全提升为融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性治理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

　　（二）治理方法：立法授权与规划引领的机制差异

　　国际城市治理方法高度依赖法律授权和专门机构，形成立法先行、机构执行的路径。首先由议会立法或市长行政命令，确立韧性建设的法定目标和框架，随后依法设立拥有明确预算和职权的专门办公室（如纽约市韧性建设办公室、首席韧性官）。东京防灾中心的运作、柏林分级响应的应急预案，均建立在详细的法律法规基础上。欧盟“绿色新政”通过区域性立法，强制成员国将气候韧性纳入城市规划。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权责清晰、程序透明、可持续性强，政府角色更多的是规则制定者和实施协调者。

　　我国城市治理方法展现出顶层设计、政策协同、试点推广相结合的系统推动特征。超大城市的安全治理，首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国家战略在地方层面的具体落实。北京将韧性城市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上海、深圳等出台综合性指导意见，均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强大牵引。

　　通过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编制多部门联动方案，有效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实现了规划、建设、管理、应急等多领域政策协同。我国的治理结构以政治引领、行政整合、多元共治为特征，政府在初期扮演着强有力的规划者、主要投资者和社会动员者的角色，逐步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三）治理工具：靶向开发与系统集成的路径比较

　　国际城市在技术应用上通常聚焦于特定领域，以开发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为导向。这些工具往往针对某一类具体风险。如，纽约洪水灾害映射器专注于洪涝风险的精准模拟和可视化；洛杉矶智能化气候服务工具专注于极端天气的预测预警；伦敦数据存储中心为精细化研究提供底层支持。这些工具专业度高、目标精准，能够高效解决明确的痛点问题，但也常面临系统孤岛、数据壁垒等问题。

　　我国超大城市安全治理工具呈现后发优势，采用系统集成和平台导向相结合方式。其核心不是开发孤立工具，而是构建统一的城市数字底座和超级应用平台，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上海通过整合1 495万个城市部件以及日均处理10亿条数据，实现城市运行的全景可控和智能调度。这种路径将技术从解决单一问题的工具，升级为重塑治理流程的操作系统，系统性破解超大规模城市安全治理的复杂难题，构筑全面感知、实时预警、精准处置的安全防护网。当然，这一模式也伴随着数据安全、算法治理、可持续运营成本等新挑战。

　　（四）治理空间：工程防御与平急两用的模式对照

　　国际城市应对巨型自然威胁的经典范式是建设目标单一、规模宏大、周期漫长的专用防灾工程。东京建成的“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是应对洪涝风险的代表性方案，彰显了人类工程学对抗自然力的技术巅峰，特点是防御目标明确、工程规模庞大和防御效果可靠。新加坡将这种高标准、高投入的工程思维，扩展到治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领域，构建了堡垒式安全保障系统。

　　我国创新性推广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强调空间功能的兼容性和弹性转换能力。这要求在规划设计阶段，前瞻性嵌入应急功能。如，体育场馆、学校、公园等公共空间需考虑灾害时的应急避难所功能；交通干线、地下空间兼顾日常物资运输、应急人员疏散和物资调配的需求。北京电力燃气多路由环网系统、广州将洪涝治理与“幸福河湖”生态景观相结合，均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弹性融合策略更具经济性、适应性、社会性，确保安全投资在非应急时期也能持续产生社会福利。

　　（五）治理主体：社会网络与共同治理的体系互鉴

　　国际城市的安全治理依赖于成熟自发的公民社会网络。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专业协会和企业联盟常扮演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角色。在柏林，红十字会、救生协会等NGO是法定救援力量的一部分；伦敦的社区规划拥有实质性决策权；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的“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通过设立首席韧性官联动政府和社会资源。这种模式是基于社会信任、契约精神和志愿文化自下而上的动员机制。

　　我国构建党建引领下行政整合与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治理共同体。社会力量的参与呈现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特征。一方面，通过社区议事会、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将公众诉求纳入治理流程。另一方面，通过“民意速办”改革、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创新，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权责利关系，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从朝阳群众到社区志愿者，社会力量被高度组织化地整合进网格化管理体系。我国的社会参与，是在强大的行政组织和基层党建网络引领下有序参与，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安全治理共同体。

　　五、对策与建议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建议立足我国制度优势，借鉴国际经验，沿着制度化、协同化、智能化方向深化发展，逐步构建全域覆盖、立体联动、运转高效的城市安全预防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筑牢安全底板。

　　（一）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加快研究制定城市韧性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风险评估、多元主体参与等核心原则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明确各级政府在规划编制、设施建设、应急管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法定职责，构建从顶层战略引领、专门法律保障到地方条例细化的制度链条。同时，建立常态化法律实施评估机制，通过动态修订和解释，确保法律法规与城市安全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为城市韧性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二）注重社会韧性培育

　　更加注重培育社会、经济、心理的软韧性。在平急两用公共设施建设中，主动纳入“气候正义”和包容性设计理念，优先保障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需求。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通过培育社区互助组织、开展常态化风险教育和演练，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和风险认知水平。构建涵盖社会凝聚力、心理恢复力、经济多样性等指标的综合风险评估体系，促进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发展，筑牢城市安全的社会基础。

　　（三）强化城市智慧治理

　　推动城市治理从重建设转向重运营、重协同。破解跨系统数据共享和治理难题，建立公共数据确权、开放、共享、交易、安全保护机制，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建立人工智能应急决策的伦理审查和人工干预机制，防范技术赋能背后的算法偏见和数字鸿沟。创新可持续的投融资和运营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合作等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力量，确保智慧平台长期稳定运行，构建智能、可信、韧性的数字治理生态。

　　（四）激发多元主体活力

　　着力将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全治理格局。明确市、区、街道、社区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突中的具体职责和协作流程，实现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依托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将跨部门临时协调机制固化为常态化联席会商和联合演练制度。通过税收优惠、保险激励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强安全技术和业务连续性管理。同时，为专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提供培训、装备和资金支持，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内生动力。

　　（五）推动因地制宜发展

　　充分尊重地域差异和风险特点。出台分类指导政策，引导沿海城市重点防范台风风暴潮、特大暴雨等灾害链，内陆城市突出抗震、防洪和地质灾害防治，老工业城市侧重危化品管控、城市更新改造安全。鼓励各地探索特色化安全治理模式。同时，随着城市群成为发展主体，推动安全治理向区域协同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统筹布局灾害监测预警网络、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基地，打造高效联动的韧性城市群，提升区域整体抗风险能力。

　　（六）深化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主动参与城市安全领域的国际对话合作。系统总结提炼我国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应急、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理念、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通过联合研究、示范项目、人才交流等方式，促进理念共通和技术共享。持续深化区域安全协作，共同提升全球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完善全球城市安全治理体系提供务实可行的中国经验。

　　（作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林炜炜；本文发表于《宏观经济管理》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