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经略海洋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海运既是世界各国经济联通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保障。立足我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要把握好海运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主动提升海运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海运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海运发展对海洋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自从木筏等水上交通工具出现后,海运日渐成为人类文明跨海互动交流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随着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地理常识的不断发展成熟,海运见证了老牌和新兴海洋大国的繁荣,在人类经略海洋的壮阔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从历史、国际,还是国内的角度来看,发展海运都至关重要。
从历史看,海运是联通全球经济往来的重要力量。随着15世纪葡萄牙海上船队开始远航探索,人类文明进入大航海时代。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老牌海权国家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不断探索海洋、开辟海上航线,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快速提升,先后成为盛极一时的海上霸主。海运发展也对古代中国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唐时期,唐王朝在广州设立负责管理与海外番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宋代以后中国海洋贸易进入空前繁盛期,“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并且随着指南针技术的成熟和先进造船技术的运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计其数,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印度洋,远抵非洲东海岸。元明时期,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航海家郑和七次连续的大规模远洋航海,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古代中国海上航线覆盖面和海洋影响力达到顶峰,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互动不断深化。
从全球看,海运对于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中叶后,海运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海运流量在1970—2020年的50年间增长了约5倍。2023年,全球商业航运船队规模同比增长3.4%,承载了全球85%以上的商品运输。2021年,美国海运占全球运输的比例达到18.6%,平均约五个贸易货物中就有一个经过美国港口,洛杉矶港、纽约港等众多大型港口能够满足各种类型的船只停靠,海上航线遍抵世界各地。伦敦、新加坡等发达的海上运输直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世界主要航线的运输量也凸显出海运的重要性。在2022财政年度,巴拿马运河累计通行船只14239艘。我国每年约有60%的海运船舶需要途经马六甲海峡,日本途经马六甲海峡航线的海上贸易额约占其GDP的八成。2023年苏伊士运河的船舶通行数量突破2.4万艘,通过的货物量约占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10%。高质量海运成为各国经略海洋的重要着力点。
从国内看,海洋强国建设离不开高水平海运支撑。海运在我国与世界贸易联通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易额最大的经济体,约95%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量通过海运完成。2022年全国海洋货运量(海运)41.51亿吨,同比增长2.5%,海洋货物周转量101977.41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2%,中国海运贸易增长量对全球海运贸易增长贡献率达到34%。通过海洋深化我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海运支撑,海上贸易联通、人员沟通、要素流通等就无从谈起。不断推动海运事业向高水平迈进,是扩大我国海洋影响力、在日益激烈的海洋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的应有之义。
我国海运发展具有良好基础
我国发展海运的历史悠久,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港口和海运主体资源丰富,同时大国经济底蕴为海运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经济保障。总体上看,我国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推动海运向更高水平发展,将基础条件转化成为海运发展优势,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港口资源丰富优质。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活动的沿海化趋势更加凸显,世界经济的中心向沿海移动,世界经济总量多半集中在沿海岸带300公里之内的地区。港口作为海运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新加坡等港口城市都依托港口优势成为全球知名的海运贸易枢纽,极大提升了地区发展的位势能级。我国拥有优良的港口资源,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沿海地区的福州、宁波等城市依托港口优势快速发展。规模较大、布局合理、承载力强的沿海港口,为海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以海运联通世界提供了窗口和载体。
从港口规模看,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3年全球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我国分别占八席和七席。2023年,我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70亿吨,同比增长8.2%,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50亿吨,增长9.5%。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1034万标准箱,增长4.9%。从港口分布看,我国沿海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五大港口群,拥有宁波舟山港、上海洋山港、厦门港、青岛港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良港。从港口承载力看,2022年末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21323个,同比增长2.19%。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5441个,同比增长0.41%。截至2021年底,全国沿海港口已建成10万吨级及以上深水航道超90条,10个国际枢纽海港全部有可通航15万至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的深水航道。
海运主体规模较大。装备先进、运输高效的海运船队,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服务保障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强的海运企业,都直接关系到海运业发展水平。海运工作的进行需要以具备海上航行能力的船舶及其组成的船队为载体,历史上海运成本的下降、海运能力和安全性的提升,与造船技术和船舶规模质量密切相关。例如,16世纪出现的西班牙大帆船航行平稳、载货量大、远航能力优秀,促进了彼时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海运从业人员是推动海运发展的最基本单元,在划分航线、港口运转、船舶运行、设备维护、技术应用、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企业是参与海运的微观主体,马士基、地中海航运等行业巨头都深刻影响当前全球海运发展,有关企业在海运行业竞争力、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船舶数量看,2022年末我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12.19万艘,净载重量2.98亿吨,其中集装箱箱位298.72万标准箱。2023年末我国海运船队运力达到4.1亿载重吨,船队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从海员数量看,2022年末我国注册海船船员总数达到90万余人。2022年我国外派到世界各地的船舶任职船员达到12.7万人次。从企业主体看,广东、江苏等海运大省的海运企业数量约达1.5万家、1.2万家。众多主体不仅推动了海运繁荣发展,同样也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要素保障。
大国经济底蕴雄厚。商品货物是海运的主要对象,商品货物和交易市场的存在是开展海运的前提条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演进,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加强,1995—2023年全球贸易额几乎增长了5倍,年均增长5.8%,全球贸易额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20%上升到29%,提高了对海运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多点式爆发、交汇式发展,不断推动生产力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贸易等方式,进一步促进了流通创新,催生新型经济形态,海运的内涵范畴不断拓展丰富,为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新动能新模式。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海运参与世界经贸往来离不开自身经济发展实力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撑。从市场规模看,我国有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对海上商品贸易往来的需求旺盛。进口贸易额从2012年的11.48万亿元上升到了2023年的17.99万亿元,连续14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从生产能力看,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预计保持在14%左右的较高水平。体现产业配套和集成能力的装备制造业出口13.47万亿元,增长2.8%,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6.6%。其中,造船能力全球领先,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423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1.8%,高居全球榜首。从国际交往看,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线联系,航线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沿海国家和地区,海运连接度位居全球前列。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底蕴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为海运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海洋强国建设对海运发展提出新要求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刻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大国博弈和竞争呈现新特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对海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聚焦科技创新,激发海运发展活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海洋强国建设同样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撑。地理大发现时期,欧美老牌海洋强国将指南针、航海钟、蒸汽发动机等技术应用于海上航运,极大提升了海上探索、运输的效率和精确性。19世纪末,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应用使船舶能够与陆地进行实时通信,提高了海运的安全性和效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世界主要现代化强国纷纷加强前瞻谋划和政策支持,尤其注重推广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在海运方面的深度应用,抢占海运竞争制高点。
我国是海运大国,但在船舶制造方面还存在发动机核心技术“卡脖子”、生产受专利许可制约、关键零部件较依赖进口等问题,距离自主可控仍有差距。同时,深远海航行装备自主研发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深海资源探测开发系统与配套装备、大型液化气体船、高冰级船舶、超大型远洋航行装备等自主设计和制造能力也存在短板。高水平建设海洋强国,要求海运发展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期,积极培育海运新质生产力,加快由传统航运向科技航运转型,全面塑造海运发展的新优势。
立足联通陆海优势,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随着世界各地的通达性、联系度不断提高,原有的单一运输方式难以满足货物运输的多样化需求。多式联运,是把公路、铁路、航空等不同的运输方式与内河运输、现代港口和码头等有效整合,形成连续性的一体化运输,从而提高物流链的效率,是未来海运发展的一种新的业态。法国达飞海运、中国远洋海运等全球知名海运企业均加快布局多式联运模式的普及和发展。
我国高度重视发展多式联运。2016年12月,交通运输部等1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开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提出努力走出一条结构优、质量高、效益好、带动力强的多式联运发展新路。2022年,我国多式联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比例仅2.9%,其中海铁联运量占比仅为2.5%,通过铁路转移到港口的集装箱只占到港口总吞吐量的1.3%。而美国海铁联运量占比为40%,法国为35%。我国港口众多,滨海城市现代化发展态势良好,陆上交通运输体系较为完备,具有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的优势条件。高水平建设海洋强国,要求海运发展的视野和方向不局限于海洋,同时也应统筹陆海,做好陆上功夫,打通海陆连通的壁垒,提升内外部要素流动效率和海运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带动能力。
推动制度创新,增强海运软实力。海运软实力重在对海运相关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事仲裁、航运保险和保赔、中介服务、船舶经济、航运金融及衍生产品、航海心理学等领域。近年来,世界航运格局深刻调整,海上贸易重心自西向东转移,但航运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例如国际海事组织公约脱胎于西方国家法规体系,因此,具有先发优势且国内海事管理标准更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仍主导着国际海运规则话语权。
随着我国海运能力和水平逐渐增强,单纯以货物空间转移为目的的发展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海运竞争和海运高质量发展需要,急需增强海运软实力。同时,如果没有成熟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和对海运规则的影响力和适应性,我国海运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空间则始终受到限制。高水平建设海洋强国,要求海运发展更加注重软实力提升,在配套服务、规则制定、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升自身竞争力。
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发展绿色海运。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应有之义。没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海运的发展也不可持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海运业具有运能大、能耗低等优势,应在碳达峰碳中和中勇担重任,率先破局。
绿色智能是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海运船只多使用由渣油和柴油调和而成的重质燃油,硫含量可达车用柴油的3500倍,燃烧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尽管国际海事组织全球船用燃油限硫规定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船舶燃油含硫量从3.5%下降至0.5%,但海运仍面临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高水平建设海洋强国,要求海运业牢固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持续加大降低污染和节能减排力度。
着眼发展大局,强化大国海运担当。海洋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世界上拥有海岸线的大国都将经略海洋作为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海运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是服务全球贸易、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按市场机制和国际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培育海运业全球发展新动能,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海运天生具有全球化属性。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同于过去欧美列强通过武力手段谋求海洋霸权,而是扩展海上合作,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促进全人类共享海洋资源。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充分发挥海运联通各国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往来的重要作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积极履行“大国船队”使命,助力扩大“海上朋友圈”,体现中国以海运助推深化开放合作、稳定全球经贸往来的大国担当。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海运发展韧性。海运易受气候、自然灾害、经济波动、地缘危机等因素影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1999—2019年的20年间共发生约700起海上意外原油泄漏事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此外,“俄乌冲突”“红海危机”等突发性地缘冲突也对苏伊士运河等航线海运活动造成冲击,显著影响国际商品供应和价格。
我国作为海运大国和深远海航运大国,航线遍布全球,确保海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和海洋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海洋强国建设要求海运从业者从政治高度思考处理海运安全问题,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升应对能力和应对效率,打造世界一流的全球化服务能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不断提升海运对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水平。
以高水平海运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发挥海运的重要作用,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上”,把握国家战略需要和自身发展方向,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重点明确实施路径,系统推进各项工作。
坚持陆海统筹,着力优化海运基础设施体系。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强化滨海城市港产城融合发展整体布局,充分发挥航运、陆运、港口的综合资源优势,主动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加快全球航线网络布局和港口布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在港口等重要航运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建设,打造港口“朋友圈”,积极布局全球支点网络,助力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推进港口绿色化、智能化、安全化升级改造,推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统一管理、统一事权的“港口集群”,促进港口由分散竞争向协同合作转变,强化与长江等大江大河沿线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协同联动水平,有效激活港口企业发展活力,加强港口资源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提高海运对国内大循环的促进水平。
强化科技创新,着力培育海运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造研发、投资和产品应用一体化产业链,建立健全自立自强的海运科技创新体系。加强海运科技攻关,加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的要素投入,在自主研发和海洋科技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上下功夫。坚持自主创新,着力突破发动机制造、零部件生产、智慧码头算法等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瓶颈,开展海运技术跨国研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突破,大力发展海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前瞻技术。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机制,加快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移转化。加强海运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与涉海高校在航运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锚定低碳环保,着力推进海运绿色发展。加快完善绿色船舶发展的技术标准,加强对海运燃料和排放气体的监测监管力度,加快推动新能源、清洁燃料在海运领域的应用和普及,提前布局绿色能源开发和生产,加快推动液化天然气、甲醇、氨等绿色航运燃料的供应链建设。积极探索船舶节能环保技术,加大研究绿色甲醇、绿氨、绿氢及其上游可再生能源等的生产、运输、加注,制定船队新能源、清洁能源应用路线图,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智能港口与船队。加快推动国际绿色航运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探索建立与主要航运伙伴的绿色航运联盟。
聚焦价值链,着力提升海运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在海运服务方面的运用,打造多样化的海运综合服务场景。提升我国面向全球的海上物流网络建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海运新通道建设,提升“一带一路”全程供应链服务水平,加大对亚欧海铁联运、“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等领域的业务投入。加强金融服务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航运运价衍生品交易,促进要素集聚和功能完善。提升海运物流枢纽港辐射能力,不断提升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服务能力和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保障韧性。
拓展生态圈,着力提升海运全球影响力。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全球化服务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海运治理,加强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深入参与海事领域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加强海运安全、绿色、智能等技术研究,提升技术贡献度。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加强区域与国际海上搜救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反海盗事务,协同推进重要国际海运通道航行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加强海上互联互通,进一步推进航运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海运业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作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执笔人:王琛 常荣平,本文发表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