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2019年，居民消费率为38.8%，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墨西哥（56.8%）、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俄罗斯（48.1%）、土耳其（47.9%）和韩国（43%）。

　　我国国民消费率变化主要由居民消费率变动所致。2000—2019年，国民消费率由63.9%先降至2008年的49.3%再升至55.4%，居民消费率由47.0%逐年降至2010年的34.6%再升至38.8%，且居民最终实际消费占国民最终实际消费比重为74%；而政府消费率维持在14%左右。

　　我国居民储蓄率偏高。我国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分别为48.7%、23.4%，均位居各国之首，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24.9、16.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储蓄率分别为4.7%、20.6%，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3.1、5.1个百分点。

　　二、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较低

　　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因经常转移的再分配得以稳定。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0.6%，较世界平均水平高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8.7%，较世界平均水平低3.2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企业部门占比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部门占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可支配收入是在初次分配收入的基础上，通过经常转移（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的形式进行再次分配的结果。通过再分配，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相比，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而世界平均水平（不含中国）下降6.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而世界平均水平下降2.5个百分点；我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4个百分点，而世界平均水平上升7.4个百分点。世界各国的再分配明显向政府部门倾斜，而我国的再分配保障了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稳定。我国居民部门在经常转移中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净额这三项转移收入，略高于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这两项转移支出。

　　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较低。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企业部门占比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部门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世界各国的初次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而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受到企业部门一定程度的挤占。

　　在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中，从劳动者报酬的来源看，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支付的占比分别为51.5%、14.6%，分别较世界平均水平低19.7、11.3个百分点。我国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对居民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的主要原因。我国政府部门采取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的措施对居民部门形成弥补，保障了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份额。

　　我国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占比偏低。在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财产收入占比分别为55.1%、4.0%，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1.4、3.9个百分点；我国生产税净额占比、增加值占比分别为0.7%、41.6%，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0.1、15.4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财产收入占比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税净额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而增加值占比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部门的生产位居世界第四，仅低于希腊（53.2%）、哥伦比亚（44.5%）和波兰（41.7%）。在我国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中，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占比为76.2%，较世界平均水平低4.3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占劳动者报酬比重为71.8%，较2008年下降8.3个百分点，而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上升11.1个百分点，说明劳动者报酬中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即居民可支配的增加量，低于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居民不可支配的增加量。

　　我国居民部门利息收入占比偏高。在居民部门的财产收入中，我国利息收入占比为68.9%，位居各国之首，较世界平均水平高60.1个百分点；红利占比为12.3%，位于各国之末，较世界平均水平低44.7个百分点；保险业投资收益占比、地租占比分别为19.1%、-0.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14、0.7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利息收入占比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红利占比、保险业投资收益占比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股票、基金等投资收益波动较大，居民投资渠道较少，利息收入仍是居民部门重要且稳定的收入来源。

　　三、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两提”

　　（一）提高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比

　　以增加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为重点，以提高工资及工资性收入为着力点，提升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完善劳动力就业制度。实行全国及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与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缴纳及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工作结合的就业管理制度，完善全国及城乡统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建立职工工资水平随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物价水平等变动相应的增长机制。以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

　　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保障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按市场评价贡献参与分配。

　　（二）提高居民部门中财产收入占比

　　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着力点，增加居民的红利收入和土地收益。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为契机，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空间与渠道。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在事前、事中及事后的专业化监督管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居民投资者权益。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赋予农村宅基地及农村房屋租赁、转让、抵押、担保等权利，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加快探索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及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协调机制。

　　健全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体系。完善与我国居民财产及财产交易相关的法规制度，重点是完善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