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差异悬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快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理论界对造成区域差异拉大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区域差异成因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投资分布差异说

　　投资分布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形成主要是由于区域之间投资分布差异，下一阶段区域之间呈现出收敛还是持续地趋异还是主要取决于投资分布。Tusi(1991)利用极差指数实证研究表明1978年以前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增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省际资源流动可以降低资源差异，但是并没有使长期生产能力趋同。投资的地域分布变动促成了区域差异变动的历史轨迹，经济改革带来了投资分布差异，导致东部和西部之间人均GDP长期趋异。崔启源、王有强(2000)利用泰尔指数(Theil)研究也证实了区域差异的主要成因是投资分布差异。他们认为改革以前区域差异在起伏波动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逐渐缩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逐渐扩大，主要是由于投资差异造成。Fleisher and Chen(1997)，Demurger et al(2001)也认为中国区域差异是由投资分布的区域差异造成，他们将中国区域差异归结为中央政府对东部优先投资，是中西部落后于东部的根源。郭金龙、王宏伟(2003)研究结果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王铮(2002)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态变化，认为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分别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点，目前已经出现国家整体上开始转向经济收敛、同步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否能够实现收敛还取决于下一步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即区域差异的变化轨迹仍然取决于投资分布。转移支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投资，但是从中央政府实际转移支付来看，我国转移支付上并没有向西部地区倾斜，相反的是东部地区占到绝对比重。马拴友、于红霞(2003)认为1995年从中央获得转移支付最多的四个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和辽宁，占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6%、7.1%、6.4%、6.1%，合起来高达27.2%，已超过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4。尽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转移支付上“劫贫济富”现象依然没有改变，2000年，辽宁、上海、广东、江苏得到中央补助仍然名列前茅，所占比重分别为5.9%、5.1%、4.8%、4.6%，合起来也达到了20.4%，超过了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1/5。而且从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看，转移支付的区域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不对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而中央对东西部转移支付差距相反却在逐渐缩小。

　　二、FDI分布差异说

　　FDI分布差异说认为现阶段中国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FDI的区域分布，而且FDl分布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异。Berthelemy and Demurger(2000)，Lemoine(2000)，Demurger(2000)的研究发现，FDI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进人为当地企业带来竞争迫使当地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FDI进入为区域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示范；三是FDI进人为区域内同行提供了培养未来企业管理人员的训练基地。国际及国内经验表明，FDI对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重要作用，甚至成为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和摆脱贫困陷阱的主要途径之一。Lee(1994)以及Dayal-Gu-1ati and Husain(2000)认为不同地区FDI导致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赵昌文、吴永红(1998)指出由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服务方式等优势，东部FDI远远高于西部，这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Sun(1996)认为FDI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江小涓(2002)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中西部FDI少于东部FDI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魏后凯(200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形成与FDl分布不平衡密切相关，通过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东部与西部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FDI差异引起。王必达(2002)认为中国区域开放模式具有独特性，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决定了FDI分布差异，而FDI分布差异又是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魏龙(2003)认为FDI将改变东道国的生产结构、技术分布及国内分工体系，FDI集中地区会因聚集技术、人力等优势而成为“先发”地区，东西部差距在于FDI差异。王雷、韦海鸣(2003)认为FDI地区分布上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要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非均衡。蔡防，王德文(2003)研究认为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为463.67亿美元，其中87%分布在东部，8.8%分布在中部，仅有4.1%分布在西部。从九五期间(1996-2000)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利用FDI额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分别为85.6%、9.5%、4.9%。武剑(2003)指出FDI是各地区资本投入的重要来源，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吸引FDI的85%以上集中在东部。显然，FDI地区差异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三、资金使用效率及深化速度差异说

　　资金使用效率及深化速度说认为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区域投资规模及分布差异，而是由于区域之间资金使用效率和深化速度的差异。如果说投资分布和FDI分布是分析投资数量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资金使用效率及深化速度差异说则是分析投资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区域差异不仅受投资规模的影响，而且受投资质量影响。武剑(2002)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我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FDI数量差距和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分析，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投资效率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了以消除投资效率差异为核心的区域政策取向。王燕梅(2002)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认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是由资金利用效率差异造成，由于西部高投入、低产出特点，资金低效率使用使西部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正相关。叶裕民(2002)在对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统计部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成果，对全国各区域(以省市为单位)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核算，得出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是TFP提高的重要原因，资本深化速度的差异是东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四、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说

　　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差异，而人力资本差异和教育投资差异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率先突破物质资本的局限，将个人对教育、职业培训、保健以及迁移的投入视为一种投资，并指出这种投资最终形成个人的人力资本。在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入力资本理论以来，人力资本的概念被运用到诸多领域，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人力资本差异对区域差异予以解释。根据Solow(1956)和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资本和劳动存量变动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而Ro-mer(1986)和Lucas(1988)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却有可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亦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力资本存量较大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邹东涛、马海霞(2000)认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首先是知识差距、教育差距、技术差距和信息差距，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差距造成了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差异是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徐璋勇(2002)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西部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对西部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为教育投资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人数的扩张，固定资产投资的追加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降低。可见，其认为由于教育投资差异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连玉君(2003)也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了影响区域差异的相关因素，认为区域差异的形成源于区域之间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区域间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激励制度的差异。

　　五、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说

　　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说认为对中国区域差异形成原因的分析视角不应只停留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上，还应重视社会资本丰裕度差异。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两个层面来影响经济发展，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改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从微观经济学框架来看，是社会资本的外部性产生经济绩效；在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制度、司法体制、政府在组织生产中的角色等方面影响经济发展。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了实证研究。如从20世纪70年代起，North等人研究表明，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成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社会资本，即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持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阿罗(2000)指出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社会资本来解释。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及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来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丰裕的社会资本。Putnam(1993)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与19世纪80年代乃至14世纪的发展与社会资本都保持着高度相关性。Guiso(2000)等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Petro(2001)在考察俄罗斯老工业基地诺夫哥罗德地区时发现，该地区之所以能够吸引仅次于莫斯科的大量海外投资，是因为培育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Knack，Keefer(1997)的研究则表明，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算，社会资本(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Porta，etc(1997)则发现，在许多国家，社会资本(诚信值)如果上升1个标准差则会带来0.7个标准差的司法效率提高以及0.3个标准差的政府腐败降低。张维迎、柯荣柱(2002)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的道德规范，特别是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在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社会资本(守信用情况)的调查后发现，社会资本排序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排序高度相关，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可以从社会资本稀缺性上得到合理解释。社会资本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中，仅有四川省1个西部省份，而且是第10位；在中间十位中，有5个西部省份；在最后的十位中，有6个西部省份。各个地区社会资本不仅和人均GDP高度正相关，而且和GDP的增长率之间相关性很强，现阶段对西部来说社会资本是稀缺要素，社会资本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樊平(2003)的研究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特定人群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区域差异是由不同地区间拥有社会资本不同造成的。

　　六、投资环境差异说

　　投资环境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形成主要源于区域投资环境差异。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还涉及制度框架以及基础设施数量、质量等。从各国或各地区发展实践来看，稳定的宏观政策、健全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之间正相关。近年来，投资环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的热点，许多学者以投资环境为切入点，将区域差异归结为区域间投资环境的差异。高会丽(2002)运用多因子变量统计分析，选取17个指标作为西部12个省份投资环境评价的原始指标，对西部各省市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后认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环境。何炼成(2002)认为西部投资环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差是造成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关键是要改善西部投资软环境。王水林等(2003)从宏观稳定性、国家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方面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国际和区际比较，结论表明，我国区域之间投资环境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高度正相关，投资环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投资环境差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七、体制差异说

　　体制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的主要成因是体制差异，而体制差异既表现在宏观层次的体制差异，又表现为微观层次的体制差异。宏观层次的体制差异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市场制度等方面，而微观层面的体制差异表现在企业制度等方面。党兴华(1999)认为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企业技术创新中缺乏相应的体制基础，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导致技术积累薄弱，技术创新活动呆滞，最终制约了西部经济发展。SylvieDemurger(2002)对中国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体制差异是区域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白永秀(2002)认为区域差异特别是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根源在于体制差异，体制差异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市场主体的成熟程度、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调控职能发挥等方面。肖慈方(2002)认为我国区域差异主要是体制差异，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矫正体制”。

　　八、市场发育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差异说

　　市场发育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差异说认为我国现阶段区域差异是源于区域之间市场发育水平及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首先，市场发育水平差异。周民良(1997)指出市场主体发育水平不同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方立(1999)认为相对于东部而言，市场机制发育迟缓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深层障碍，市场机制发育迟缓突出表现在：一是市场体系不健全；二是市场主体发育迟缓；三是市场环境较差；四是经营方式过于单一；五是经营方式落后。杜平(2000)指出西部市场发育滞后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而现阶段西部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平衡，一般商品市场发达而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城市市场发达而农村市场发育滞后。蔡防(2002)认为市场发育水平差距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其研究发现，由于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水平差异，使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文启湘和周昌林(2003)也认为市场发育滞后是造成西部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市场发育滞后导致产权制度不明晰，信用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激励制度缺失，流通制度不适应。

　　其次，市场化程度差异。张奎(1994)指出市场化程度差异是我国区域差异日渐拉大的主要原因，市场化程度不同表现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武国友(1998)认为我国东西部之间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对市场信号反映灵敏，而西部则反应相对迟钝，这种状态下西部市场对人才等要素配置乏力，要素回馈往往非常呆滞，这对于西部所要求的要素回流实现再配置较为困难，这不仅会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而且还导致这种差距持续扩大。李戈(1999)认为市场化程度不同是导致东西部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来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12个，其中广东省市场化指数为92.5%，居全国首位，而西部青海省市场化指数仅为14.8%，为最后一位。樊纲等人(2003)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共25个指标和分指标的指标体系，借助于这一指标体系对中国各个地区市场化指数进行跟踪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区域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区域之间市场化进程的差异造成。

　　九、专业化程度及分工水平差异说

　　专业化程度及分工水平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是源于不同区域的专业化程度及分工水平差异。亚当·斯密对于专业化和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曾做过详尽的论述，其认为专业化和分工会促进经济发展。Becker(1992)提出经济增长是知识进步、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调成本下降综合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其看来，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水平影响经济发展。在知识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协调成本的高低制约了分工所能达到的水平，从而也决定了专业化经济效果进而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初期，专业化经济效果往往不明显，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制度决定的协调成本高低便决定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分工发展程度及经济发展程度。他认为西部经济发展滞后是由于协调成本过高而导致内生劳动分工水平低造成的。东西部地区之间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差异为这一学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如东部的温州、台州等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专业化及分工所形成的集群经济高度相关，而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和其专业化程度、分工水平低下有着直接联系。

　　十、发展战略差异说

　　发展战略差异说认为区域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采取发展战略的差异，发展战略导致了区域差异形成以及进一步扩大。张锐(1995)、张友树(1996)、王陆进(1996)、朱智文(1996)、刘宪法(1997)、厉以宁(2000)、方立(2000)等学者认为我国实施的梯度转移战略等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形成区域差异而且差异不断悬殊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对梯度转移战略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战略不利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林毅夫、刘培林(2003)认为区域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导致，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地区特别是西部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西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要摆脱赶超战略影响的时间要长，因而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较差。发展战略差异导致了区域差异，这种观点从目前中央政府为了缩小区域差异而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上能够得到说明。如为了缩小区域差异，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一批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当然，从不同视角对区域差异成因会给出不同解释，从而会形成不同结论。笔者尽可能地对现有区域差异成因予以总结和归纳，并不是对原因的简单罗列，而在于通过对区域差异成因分析从而为缩小区域差异找到突破口。

    (来源：国研网  规划处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