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专题摘编之二：

经验之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本体经验

课题组

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中，我国在目标选择、路径依赖和推进方式上积累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经验，是为“经验之本”。

一、市场取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市场取向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和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开放前期，尽管我们尚在进行初步探索，改革目标尚不明确，但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开始，改革就是以引入并不断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特征的。非公有制经济由“禁止”到鼓励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承包制到股份制改革，价格改革从双轨制到市场定价，计划体制由指令性为主到指导性为主，宏观体制由政府直接干预到市场间接调控，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突破计划经济的壁垒。实践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显示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明显高于计划体制的优势，坚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大大加快，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广泛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各类微观主体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显著提高；商品价格基本放开，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市场机制在商品交换和资源配置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旺盛生命力充分显现，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回顾改革历程，我国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体制转轨，战胜各种困难，创造了国民经济数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正确路径和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内外需结构不平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反映较为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低收入群众生活较为困难。面对这些新矛盾，出现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进外资政策等方面的争论，甚至延伸至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争论。必须认识到，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有发展阶段、增长方式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以及资源等价格改革滞后；收入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行政及行业垄断尚未破除等造成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与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有很大关系；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民生有关的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同现行的财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仍然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正确方向，致力于消除制约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进入新世纪，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经济领域到公共服务领域，从国内体制到涉外体制，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二、渐进改革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基本方式

纵览世界各国，主要是原苏联、东欧各国，曾经有过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激进式”改革，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即对旧体制提出一揽子的改革方案，以较强的力度使旧体制在短期内完全休克，一揽子把新体制建立起来。这就好像把一座旧城一下子摧毁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走的是另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回顾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促成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外围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改革，积小胜为大胜。这种方式，好像修一道水渠，土一点一点的挖，石头一块一块的砌，最后水到渠成。实践证明，渐进改革符合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还未完成、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具体国情，符合人们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改革成本低、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渐进式改革之路丰富多彩，但概括地看，“渐进式”改革方式主要循着以下各条脉络分别展开或相互交织地展开：

——先农村后城市。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当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市场主体地位初步确立后，改革顺势由农村延伸到城市。

——先放权后改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先以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促进了企业内部改革，同时进行了股份制、企业破产兼并等改革试点。此后，随着改革深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以股份制、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先“双轨”后“并轨”。即从新旧体制并存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最典型的是价格改革。1984年5月至1991年初，中国审慎而果敢地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1992年后双轨向市场并轨。实践证明，双轨制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行这种体制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也避免了一次性放开价格可能带来的通胀压力、市场混乱乃至社会不稳定。尽管其过渡性及其矛盾非常明显，但这是经济体制转轨不可避免的阶段，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一种有效途径。

——先试点后推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于那些改革难度较大和没有经验的领域，采取了先从较小范围内的试点（试验）开始，取得经验后再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的办法。从改革初期的农村和城市试点，到当前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证明，进行专项或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探索改革路径和经验，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有利于降低改革风险和成本，有利于以点带面地推进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先探索后规范。改革实践中，我们对所知不多、没有经验又必须进行的改革，采取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的探索性实践，强调“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对于改革中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适时进行规范性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等多个改革领域，都先后经历了放开搞活、探索实践直至规范完善的过程。

——先“体制外”后“体制内”。所谓“体制外”改革就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之外，发展新的市场主导“部门”，使其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强大动力。如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价格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商品自主定价，培育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市场组织改革，在改革计划分配体制的同时，加快培育商品和要素市场等。这些体制外新的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既保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体制竞争彰显了市场机制的活力与优势，通过“体制外”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

——先增量后存量。与体制外改革不同，增量改革是原有计划经济系统内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方式，它不是从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是着眼于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使市场机制在计划体制内生长和壮大，使存量资产或利益的比重逐步缩小，新的增量和新的体制要素加快成长并发展壮大，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所谓“新老划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等都是增量改革的形式或表现。这种改革，能够避免集中地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尽快见效，取得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和拥护。

——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展开的。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相应地推进了价格、流通、计划、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相关体制改革，以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同时，更加注重整体推进，注重经济体制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等改革相协调，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先局部开放再全方位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我国对外开放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放的范围看，先设立5大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珠三角”、“长三角”到“闽东南”、“环渤海”开辟经济开放区，再到开放沿江、沿边及省会城市，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从东部沿海到全国范围内的开放过程。从开放的领域看，从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到投资商贸物流等一般服务业，直至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日益拓宽，最终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

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一是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改革，不是一切推倒重来，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渐进改革符合大家对改革的认识规律，也符合改革本身的规律。二是渐进改革的每一步都直接围绕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不仅不会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倒退，相反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符合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三是渐进式改革使改革进程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和好处，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改革的主体而积极参与。

三、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是改革向前推进的重要途径

从1978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相联的。改革和开放不可分割，相互促进，二者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之中。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封闭体内取得成功。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使我们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市场、技术、资源和智力，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活动同世界市场及高效率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作规则的对接，也使建设中的新体制有效地摆脱旧体制落后、封闭的特性而容纳了世界一些先进管理体制的优点，不断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通过国内改革，创新体制和政策，也能够不断创造对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始终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我国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部分环节的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演进和深化过程中，对外开放始终发挥着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国际商务规则接轨的压力日益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正是因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全面修订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创造了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推进了进出口体制、外汇管理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比较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实现了内外贸分离向内外贸一体化的转变，实现了工贸脱节向工贸结合的转变，推进了外贸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了与国民待遇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确保各类企业包括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一大批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创新了体制机制，发展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拥有了世界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建立健全了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全面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为开放创造了体制条件和环境，也推动了对外开放战略的跃升。正是因为国内改革为对外开放营造了有利的体制环境，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绝大多数商品的市场、经营和价格的放开，要素市场在内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性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以及人为割裂市场的地区封锁的逐步打破，国有大型企业在内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乃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政府执政理念转变在内的服务、责任、法治政府的构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保护私有产权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引进外资的大提升、“走出去”的大跨越。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对外开放战略的跃升。从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到“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到“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从扩大引进外资的范围和领域到“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再到“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开放型经济体制日臻成熟。

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关起门来搞改革，也是不能成功的。30年中，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经济制裁的时候，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当社会上对吸引外资、开放市场出现争议的时候，当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没有改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必须继续与时俱进地扩大对外开放，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机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进一步向前推进。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就推进改革的角度看，主要是把握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两大重要关系。经济转轨理论一度认为，不论是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式改革，改革的初始阶段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但是，我国的体制转轨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同步进行，改革和发展呈现了良性循环。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贯高度重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重协调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和社会剧烈动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障。

从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解决中国发展问题，靠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实践证明缺乏活力，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30年来，我国始终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发展的保障，全面深化改革。3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改革开放，没有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就不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就不能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今天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改革之路就是发展之路。正确把握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不能离开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推进改革，无论是推动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都要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考虑问题，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改革成本与发展平稳的关系，力求既不失时机，又恰如其时推进改革。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指导。要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改革来破除现有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要靠制度创新建立更为长效、更为稳定、更为规范的科学发展体制机制保障。必须从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要求出发，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看，必须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的前提和保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和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改革促进了发展，是从根本上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措施。但是，具体推进改革进程，又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多么好的改革规划、多么好的改革方案都将难以实现。在实践中，我们既坚定推进改革，又注重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过程充分注重考虑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合理安排改革的重点和时序，切实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力度、时机与节奏，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协调性。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但只有好的方案、好的愿望，没有科学地把握改革的时机、力度和步骤也是不能成功的。改革从根本上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但在每一个局部和具体问题上，则要注重群众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结合。在实践中，我们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不断健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促使我们更加注重以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加快民生保障领域的各项改革，加强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地推进改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稳定。

30年来，我国实现了“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巩固社会稳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良性循环，做到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践证明，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五、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改革前行的内在机制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改变平均主义基点上缺乏活力的“公平”，焕发和调动各类经济主体投入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寻求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体制机制，我国进行了大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机理，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路与创新。党的十四大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就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总结的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十七大在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时，深刻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上的实践和理念，可以看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把握，不仅表现在市场微观主体之间，也表现在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关系上，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效率而言，在政治层面上上，效率机制是对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认同；在经济层面上，效率机制必须能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文化层面上，效率机制应促使市场主体形成勤奋努力、敢于负责的进取精神；在微观角度上，效率机制表现为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效能的充分发挥；在宏观角度上，效率机制要表现为资源在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有效配置。就公平而言，从过程看，不仅指结果的公平，而且指起点的公平；从性质看，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从微观看，公平是指个体之间、行业之间的公平，从宏观看，公平又必须涵盖整个社会的公平。

正是因为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核心机制，因而能否处理好这一关系，成为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在党的十六大之前，我们党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把握基调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承认差别，合理拉开个人收入的差距，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这体现的是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是打破旧体制，加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综合国力，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实现小康目标后，针对经济社会生活中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和问题，党和政府在继续关注提高效率、促进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环节都要注重公平，加快了民生领域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致力于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辨证的实践过程，使全社会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理解得更深刻，处理得更适当。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要以人为本，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正确把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没有效率，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实现；没有公平，最终也会导致矛盾积累，影响全社会效率的提高，经济也不能更好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必须既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度重视改革政策、程序和效果的公平、公正。必须妥善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兼顾改革中得益较多的群体与得益较少的群体的利益，统筹兼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统筹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使改革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六、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是改革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放任的市场，都要接受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只是轻重与方式有区别而已。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能否正确处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关改革的成败。我国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使体制改革走向了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开始走向了成熟。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发展生产力，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都得要”，并多次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这段著名论断，除引导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外，还孕含了市场基础与宏观调控不要截然割裂的重要观点。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些提法和认识，虽然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对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管理的关系、推进改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体制已不复存在，市场配置资源已经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就发展了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改革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出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任务和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来看，它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个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释放灵敏的价格信号，发挥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其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为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不断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个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是高效的，但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有利于消除垄断，维护平等有序的竞争秩序；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利于促进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熨平大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协调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加深了我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的认识，并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经验：坚持把又好又快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坚持把自觉遵循市场规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律和成熟标志，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形成政府、市场和企业各归其位、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